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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实战看板

在田间，好的收成来自彼此

同行的实战经验，供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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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子齊

「德国之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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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兩國皆為民主社會，也都擁有發達的商業媒體。市場競爭下，議題設定難免討好閱聽人，人權及社會正義等弱勢議題難以取得足夠聲量。我與德國之聲及台灣公共電視合作過程中，確實取得在相關議題的報導空間，也藉此彌補過往忽視的議題。另一方面，國際社會當前面臨政治極化現象，公共媒體願意持續信任專業記者，支持記者在紛爭中冷靜觀察、甚至設定議題，是為現代社會中，不同立場閱聽人對話的橋梁。

不同語言的閱聽人，關心議題的角度不同，背景知識程度也有差異；同時，閱聽人的背景知識理解愈深，也愈可能堅持既定立場。我的方式是練習切換對不同受眾的表達方式。以台海議題來說，英文讀者關心海峽封鎖、戰事爆發下，對自己國家的衝擊，記者可由此切入，並提供必要的歷史脈絡；中文讀者則關心歐美各國印太戰略動向，也願意思考台灣及中國應如何回應，至於歷史脈絡，因不同閱聽人有不同解讀，記者進行背景解說時務求客觀。

外語能力與在地觀察，都是重要養分。外語方面，可廣泛嘗試接觸不同國家、地區的文化，並透過語言進一步認識，長期關注當地議題，再進一步以投書、投稿或其他合作方式，打入當地媒體產業。若有國際交流機會，把握人際互動機會拓展人脈，再藉報導互相合作、學習，深化對彼此的理解。相對而言，記者在國際交流期間，對方預期記者熟知家鄉的歷史、並掌握當下重要時事，甚至能引薦同業及受訪者。因此，記者無論身處何地，仍需持續關心自家動態，並練習提供獨特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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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雅玲

ApertureChina 创始人 · 「Following the Yuan」新闻信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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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挫败感。中国英语媒体环境受审查制度和对中国记者诸多限制的影响，令人窒息。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大出版机构长期忽视了中国消费者的真实脉动。如今，涉华新闻编辑室和报道团队往往追逐政治敏感事件。在商业报道方面，许多媒体已将重心从企业动态转向中美科技博弈、贸易战，或政治领导人的举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 这使得那些塑造着全球最大潜在消费市场的重要趋势被遗忘在角落——而这些趋势背后，正是定义中国社会肌理的普通人。 结果就是，外界对中国人及其个体差异缺乏了解，14亿人口被笼统地一概而论。

离开全职新闻业三年后，我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执行力之间仍然没有完全对齐。 每当咨询项目繁忙或出行在外，我常常无法按时更新付费newsletter。有时稿子写到一半，错过了自己定下的截止日期，便开始觉得内容已经过时，于是那些写了七成的草稿就这样搁置在文件夹里。这是我必须克服的严重心理障碍。 不过，我也找到了新的使命——一个比我自身更宏大的目标。现在，我希望自己的newsletter能成为一个平台，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舞台，而是能承载更多本土中文写作者的声音。

每周至少留一天不碰电脑，以避免倦怠。我认为这对记者来说应该是最优先的事，因为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之间界限实在太模糊了。 选择你最喜欢的媒介形式，报道你最感兴趣的话题。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想明白这一点——尝试过短视频，录过几期播客之后，我才意识到：观点性文章依然是我最钟爱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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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冰清

「商业就是这样」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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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的公共价值之外，大多数值得讨论的内容还应符合以下两条标准之一：“未被充分讨论的视角”，或是“反直觉的事实发展”。实践来看这是一个可以穿越周期和媒介形态的思路。

主要是加快了选题初步判断和资料分析的过程，尤其是偏技术性的分析。但选题本身以及内容与用户的关联，都仍需记者自己把握判断。

音频内容和文字内容在内核上的差异并不大，但呈现方式更单一线性、用户注意力也更容易涣散，所以需要适当降低内容门槛，用更简单生动的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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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 Hao

EMPIRE OF AI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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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引用的訪談部分是我過去七、八年來持續關注AI產業的累積。在OpenAI尚未聲名大噪的年代，他們非常樂意敞開大門接受採訪。大部分採訪還是近幾年進行的。我的做法是為歷屆員工建立表單，然後一個時期一個時期地去追，盡我所能找到他們的電子郵件，或是在LinkedIn上聯繫。我向他們說明我想探討的問題：我們究竟該如何確保AI為公共利益服務、讓世界更好？這些概念其實正是OpenAI起初對外宣揚的使命，所以不少人願意開口。

我認為台灣和中國的記者應該考慮從整個AI開發供應鏈的角度去思考報導，在每個環節都追問──誰獲益？誰受害？從數據搜集是否經過當事人的知情同意？到超級電腦的建設是否對環境造成衝擊？AI產業加速擴張帶來了哪些環境或勞工問題？演算法的應用對教育、醫療、兒童及勞工產生什麼影響？中文受眾對這些是有需求的，也許只要記者開始多提供這樣的觀點，就能帶動更廣泛的社會討論。

我認為說這話的人，其實並不真正了解新聞工作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把新聞工作想像成單純的資訊整理和輸出，但事實遠不止如此。新聞工作的本質是，真實的人們相遇，發生各種無法預期的事情，這可能是受訪者回答問題時臉上一閃而過的神情，可能是你在他們的生活空間裡觀察到的細節，可能是採訪途中碰巧開啟的對話。正是這些意外的碰撞，最終成就了那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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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Boehler

Gazzetta 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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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与其说关乎形式，不如说关乎你从哪个问题出发。内容模式从"我们应该发布什么"开始；服务模式从"一个人要应对这种处境，实际上需要什么"开始。一个处于内容模式的编辑室会发布一篇关于房东违规行为的调查报道。一个处于服务模式的编辑室会发布同样的调查，但接着会问：读者能否查到自己的楼是否在名单上？他们是否明白这些违规对自己这个租户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有哪些选项？新闻报道本身可能完全一样，改变的是报道周围是否有配套的东西。 我和同事Madison Karas在Gazzetta运营的"服务台"(Service Desk)项目正是从这个缺口中生长出来的。我们不断看到：编辑室有扎实的报道，但故事一发布就结束了，对于"接下来怎么办"没有任何可复用的机制。我们设计的90天实验要求编辑室选择一个与所揭示信息相关的具体受众需求，然后定义"对受影响的人来说，成功是什么样的"，并围绕它建立尽可能简单的支持结构。这不光鲜，但它为真实的人产生了实际价值，而不只是更多内容，而且这是可以迭代的，比大多数编辑策略能提供的都要多。在我们迄今合作过的数十家编辑室和创作者中，我们看到它带来了远比以往更大的清晰度。

停止问"我对什么故事有热情"，开始问"我们想服务的人正在尝试做什么决定"。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会产生不同的新闻作品。这不需要设计团队，需要的是同理心，以及愿意把他人置于你作为记者的职业自尊之前。一个有用的起点是用"待完成任务"的框架来定义你的工作：不是"我们报道住房议题"，而是"我们帮助处境不稳定的租房者在做出无法逆转的决定之前了解他们的选项"。这种具体性会改变你报道什么、如何呈现、以及省略什么。 最好的开始方式是找五到十个你希望成为受众的人聊聊，倾听他们在哪里感到卡住、困惑或缺乏支持。那就是你的服务可以填补的空白。一个有用的练习是：追踪读者看完你的作品后发生了什么，不是页面浏览量或打开率，而是这个人接下来实际做了什么？大多数情况下，诚实的答案是：什么都没做，因为这篇报道没有给他们任何可以行动的东西。这是一个设计问题。一旦你指出这个空白，你就有了一个起点，去做对读者更相关、更有启发性的工作。这不需要额外预算，只需要智识上的谦逊。

见过，而且模式很一致。有时候机构或团队办一场工作坊（两天时间、便利贴、同理心地图、一些确实有意思的对话），然后回去继续生产和以前一模一样的内容，只是换了一套新说辞来包装。我称之为"无授权的工作坊"。不是服务设计失败了，而是它从未被赋予改变任何事情的权力；它只是被当作一个新流行词，用来向资方证明项目的合理性。我现在很早就能看出这种情况，也不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容忍它。 另一种我在新闻业常见的失败模式是：方法被用在了错误的层面。团队用用户旅程图或"待完成任务"分析来提高newsletter打开率或社交分发效果。这没问题，但这是优化，不是重新设计，解决不了太多问题。 真正更难、也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向谁兑现什么承诺？我们现在的工作真的在兑现它吗？这个问题很少被提出。部分原因是，诚实地回答它往往意味着承认：你正在做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其实不服务于任何特定的人，除了你自己。但这恰恰也是转机所在。 新闻业不必如此短视和自我陶醉。想象一下：被你想要服务的人真正欣赏，不只是作为外交政策工具被资助，而是被人们需要和感激。对于那些愿意带着善意和谦逊去追问更难问题的创作者和机构来说，这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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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Forsythe

纽约时报记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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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没有固定公式，而且优先级和兴趣会随时间变化。但如果线索涉及重要的新闻人物——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且我认为信息本身具有新闻价值、符合公众利益，这就是值得深入的信号。当然，这几乎总伴随着机会成本：一旦着手A项目，B和C就只能搁置。

首先，养成写"调查日志"的习惯——在Google Docs或其他地方详细记录你的报道步骤和发现，从网络检索到采访都要留痕。另外，复杂项目一定要建时间线，这能帮你在动笔时理清脉络。至于信息源：我常用香港公司注册处和土地注册处、新加坡ACRA，以及通过Sayari和Wirescreen查询中国企业记录。但如果记者有中国手机号和支付宝或微信支付账户，一定要用上天眼查、企信和企查查。

我把找到的所有材料都存入Google云端文件夹，并用"GoFullPage"等浏览器扩展把网页保存为PDF。同时，我会为每条报道线索保留"调查日志"，记录为什么截取这些截图、它们为何重要。等到动笔时，有几十页详细笔记在手，梳理故事会容易得多——尤其是如果你还做了时间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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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蓓梦

The Southern Chinatown创始人/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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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说来话长。就像名侦探柯南必须出现在案发现场一样，新闻和故事在哪里，记者就应该在哪里。关于中国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境内，也越来越多地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扛着相机在中国土地上四处追踪国内新闻和故事的七年后，我想出去看一看。以墨西哥作为驻地，我得以近距离观察华人社区的生长、使用中国出海企业承建的交通设施、与当地人交流他们对于中国影响力话题的观点。作为居家办公的独立记者，我主要做时效性较低的长线研究，坚持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框架，收入结构上也没有“只能以生产内容交换经济价值”的执念，大致做到收支相抵。

关于全球中国海外影响力这一相对新兴领域的研究，由于经费结构的原因，学界和政策界走在新闻界之前。机构媒体矩阵呈现正在积极增长但存量有限、信源分散的局面。我认为订阅信是一种理想的补充这一报道版图的产品，可以直接与读者互动、测试市场反应和知识付费意愿、也很方便调整内容方向。我认为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时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公开分享交流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成果，建立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行业可见度越早开始越好。对于想建立独立发声渠道的记者，我想说，如果在没有获得经济回报之前也能享受创作过程的话，这件事就是值得去做的。但是长期可持续角度来看，我也仍然在摸索方法没有太多值得分享的，还希望和有相近愿景的同行友人多多交流。

我认为人和人之间相互产生信任的心理过程是基于尊重和沟通，新闻工作中与信源的交往也一样，我会把对方当作平等的人来看待，实事求是沟通目的、方式和局限性。努力建立当地人脉关系也很重要，有背书的拜访比cold-call有效得多。华人面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根据信源本身对于记者的身份想象会变化。对于这个研究话题，华人面孔有天然的相关性是优势，大多数时候能够打开话题。但也会遇到把握不到信源本身倾向的时候，这种时候可以考虑与非华人面孔记者建立合作，实现一种微妙的关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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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Yuan

自由记者/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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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不会说选择东南亚作为报道目的地，更主要的想法是我目前感兴趣的议题和变化都在这里。我一直比较有兴趣infrastructure这个概念，这可能是关于能源、大宗产品的流动，关于一种技术如何被构建，这些背后则是产业、政策和人在地方上的具体互动。过去几年里，许多中国企业出于对资源和更大市场的追求选择出海，这个扩张的过程如何与发展中的地方/世界相互碰撞，这个碰撞结果会导向哪种影响日常生活的infrastructure，又如何影响气候、环境和经济，这是我好奇的问题。

我之前有听泰国记者抱怨过本地记者与欧美记者在东南亚做环境报道的hierarchy，这当然与中国记者所经历的top-down限制有相似又不同的地方，不过多少都关乎语言和可access的资源网络本身。目前我是只有一次在泰国的实地报道雇佣了fixer。她本身也并非做新闻出身，而是做相关研究的学生，我们的关系比较像是相互帮助和一起玩耍的伙伴。至于与西方记者之间的差异，我想我本人的亚洲脸和相似的文化背景会让我在构建关系时更方便，可以听到一些“体己话”和本地信源对于「西方」的吐槽，这是还蛮有趣的地方。不过更微妙的或者说跨越疆界的地方可能在于性别，尤其是作为亚洲女性在男权文化环境里工作中会更常遇到的各类micro aggression，例如性骚扰问题。

其实还是有挺多挑战的。首先，接触企业就很难，我的做法是一般先找到与企业有合作关系或位于相同产业本身的business operators，在此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reporting。接触工人方面，我比较依赖于NGO和长期在本地的信源，但语言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信源是一个挑战，不过东南亚地区有比较活跃、对于媒体也相对友好的NGO和行动者网络，所以找到人comment本身并不难，更难的是如何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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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谦

独立记者/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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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一直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简单来说，凤凰卫视是我的其中一个客户，所以理论上讲，我只有在给ruptly 做的时候是在机构，但那个时候，一直是在做BD，所以从我开始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记者的时候，就是Freelance的状态。

最大的区别是背景介绍的部分，给中国或者说中文媒体写德国的时候，就需要介绍更多德国的背景，反之亦然。切入角度的问题，确实可能要看投稿媒体关注的议题是什么，但其实，因为是freelance, 所以我也会寻找自己更感兴趣的话题来做。

德国的福利保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作为自由职业的媒体创作者，也可以享受到像雇员一样的一些待遇，比如有一些机制保障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德国的媒体自由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德国媒体圈子还是比较封闭的，系统性的歧视也是存在的，以及最大的问题就是德国冗余的官僚体系。 我觉得可以从媒体相关的行业开始，比如媒体类的基金会，媒体集团与中国打交道的BD或者sales的岗位，资助媒体的NGO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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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fei Yu

尼曼学者 / 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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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走这条路是有些偶然的。在来到美国西南部之前，我长期关注体育和户外运动议题。当时我在纽约读完研究生，拿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户外领域顶尖的《户外》（Outside）杂志社。杂志社在新墨西哥，那时候为了逃离纽约的压力，搬过去也没多太想。美国西南有非常多关于自然资源、土地保护和气候变化的故事，这些在我的认知里算“泛户外”，自己无论是作为记者还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都有所涉猎。后来整个行业内体育和户外运动方向的全职工作愈发稀少，自己越来越把新墨西哥当成“第二故乡”，不想搬走，转向本地报道也算是为了生计。 至于建议，首先，可以问问自己除了中国之外，自己有什么很感兴趣的议题，有没有什么领域已颇有积累。其次，不报道中国不意味着不用中文，有时候中文资料，在比如环境、科学、历史这样的领域，能打开很多不同报道的视角让人眼前一亮。再者，美国不止有东西海岸那些耳熟能详的大城市。如果你已经在美国，可以多去中西部和南部走走看看。在其他国家也适用，多去首都和大城市之外的地方玩玩走走，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线索和惊喜。

起初华人们非常警惕，或是怕再次上当或是怕我和警察是一伙的。后来，我手写了二十多个采访申请，并附上自己的名片和电话，当面交给一些我见到的华人面孔。那天晚些时候，我收到了第一个电话。后来我的联系方式在华人圈传开，也接到了更多来自受害者的电话，听了十几位或是工人、或是投资者的中国人和美籍华人诉说自己来到美国西南参与大麻种植的来龙去脉。美国本地和原住民保留地执法部门倒是反常地愿意来聊。他们基本没接触过亚裔，突然自己的辖区出现1000多个华人，他们又头疼又好奇，所以有会说中文的记者找来还是比较坦诚的。当然执法部门的话一向不能全信，后来一些案子上了县法庭，我找他们拿到案件卷宗，进行了核实和证伪。 还有一点是案件发生在美洲原住民保留地上。保留地上的纳瓦霍人由于和欧洲人有着一个多世纪的纠葛，对外来者不算热络友善。私有财产等概念是强加给他们的，他们经历了瘟疫和种族灭绝后依然保留部落习俗。除了尊重这段历史，我当时还学习了他们和联邦和州政府的历史遗留问题。后来，我找到了一位深受大麻种植影响的原住民。我听她讲了很久部落和她的家庭的遭遇，跟她聊了很久。后来她带我在保留地上转了转，带我见了些有时对亚裔面孔不甚友善、但对故事很有帮助的人。

可能除了都要做前期调研和采访写稿，其他的环节都很不一样，很难说哪个是最大的。在写长篇稿件的时候，跟美国媒体合作都要事先签合同，需要你做什么、需不需要准备事实核查材料等等写得很清楚，如何在机构面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否需要建一个属于自己的LLC、怎么保税都是我还没有研究透的大学问。我接触的中文媒体（尤其是内地媒体）基本没合同，很多是口头或聊天记录上的，也基本没有事实核查这个程序，有时候报题的时候和完成工作后都得多留个心眼。 作为能用中英双语写作的自由记者，除了能用两种语言养家糊口，树立自己的主体性、知道自己想讲的故事是很重要的。能两种语言都找到角度和故事当然再好不过，但有时候由于受众和新闻环境的不同，有一种语言能帮你讲好你最感兴趣和你觉得最重要的那个故事。比如在北京冬奥之前，一家美国杂志找我写谷爱凌，但想给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人扣上中美竞争的大帽子，也不让我出差，我没有接这个活。后来经过一位恩师推荐，我给《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篇更关注她在美国成长环境的人物特写。那是我更想讲述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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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Jakes

Editor-in-Chief / China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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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問很多問題。通常我會要求補充更多細節。有時，如果某個英文表達看起來有些不對勁——尤其是引語——我會要求提供中文原文，再在此基礎上打磨譯文，力求既忠實準確，又讀來自然流暢。總體而言，我的方式是修正「不地道的英文」，而我認為這樣做仍然為作者的個人文風留有充裕的空間。對於從譯文編輯的稿件，我通常會回頭對照中文原文。

太多了！我做記者時有時脾氣不好，也容易玻璃心，偶爾會強烈抵制一些其實應該欣然接受的修改意見。編輯有時能看出作者缺乏某個視角、與消息來源走得太近，或者在某個問題上思路不夠清晰。我有一個非常深刻的親身教訓：那次我集上述所有問題於一身，編輯試圖糾正我，我卻執意抵制。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至今仍讓我懊悔不已。當然，話說回來，我也認為有時候我本可以、也應該更堅定地據理力爭，以確保最終的文字是準確的。編輯有時也看不到全貌，也會出錯。對於一個在一篇稿子上耗費了大量時間和心血的作者來說，渴望看到稿子順利完成、付諸刊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稿酬以發表為前提的情況下，但這種心情並不僅限於此。在ChinaFile，我們往往工作得緩慢而審慎。我們的經驗是，即便作者在過程中感到沮喪（尤其是核實查證環節，如果認真做的話往往冗長、繁瑣、令人抓狂），他們最終還是會認可這種更為嚴格的工作流程。我也覺得，當我還是作者的時候，有時需要更多的思考，在動筆之前做更充分的規劃。我認為大多數作者都能從一段更長的前期準備時間中獲益——用來打磨論點、梳理論據、規劃結構和場景等等——然後再開始動筆。

我認為最關鍵的一點，是能夠用一句清晰、簡明的話——讓非專業讀者也能輕鬆理解——說清楚一篇文章寫的是什麼、核心論點是什麼，以及它為何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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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my Goldkorn

Editorial Fellow / China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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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恰如其分，真的非常困難！ 用英文報導中國，意味著你的受眾對中國的了解程度和先入之見差異懸殊。在美國，仍有不少人完全沒有意識到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間在物質、經濟和科技方面取得了多大的進步；也有人在TikTok上看過重慶的天際線和高鐵，卻毫不知情中國部分地區至今仍極度貧困。用英文閱讀涉華新聞的中國讀者，則帶著截然不同的期待，乃至對中國本身的認知。更加複雜的是，來自中美兩國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意識形態壓力，無時無刻不在左右著涉華報導的方式和敘事框架。在理想狀態下，這種壓力不應影響新聞報導；但在現實中，它左右著消息來源敢於透露的內容、讀者和受眾對報導的回應方式，乃至記者深入研究某些議題的意願和動力。這種壓力還意味著，最有資格講述中國故事的人——中國人自己——往往無法坦率發聲。 那麼，出路在哪裡？我能給出的建議，不過是：耐心細緻地追蹤真正重要的故事；有意識地培養具有深厚知識背景和親身經歷的記者；時刻保持自省，勇於質疑自身的固有假設；以及敢於刊發可能引發風波的內容。

我希望自己在每一個項目伊始，就對資金來源和盈利模式投入更多的思考。在當今這個充斥著機器生成垃圾內容和數不清Substack的時代，「為什麼要在這片噪音中再添一筆」，已成為我在考慮新項目時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讓我追溯得更早一些。我在中國的第一個媒體創業項目是《北京現場》（Beijing Scene），一份面向在京外籍人士的週刊娛樂雜誌。那個年代，能起步的條件很簡單：有印刷機可用，有足夠的資金或信貸來印刷雜誌。此外，你還需要現實世界中的人脈——用來採訪、找故事，以及拉廣告、讓生意運轉起來。 2003年我創辦Danwei時，中國的網路用戶約有8000萬（美國則有1900萬）。彼時中國新聞媒體依然欣欣向榮——那是中國博客時代的開端，是《南方週末》的鼎盛年代，各大報紙和許多雜誌都將全部內容搬上了網路。Danwei是最早翻譯和報導這些豐富的中文媒體動態的英文博客之一，很快便積累了穩定的讀者群。但這種做法如今已不再奏效。如今，涉及中國媒體的博客、網路影片和播客多如牛毛，機器翻譯的品質也相當出色，何況有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正在直接用英文與外部世界交流。 到了2026年，美國的網路用戶約有3.24億，而中國14億人口中，5歲以上幾乎人人上網。與此同時，電子報、網站、博客、影片頻道和播客的數量，已超過了閱讀、觀看和收聽它們的人數。這既是當前的挑戰，也是機遇所在：如何善用如此豐富的內容資源，而不淪為噪音的幫兇？我們目前在《海》（Hǎi 海）所嘗試的路徑，是借助亞洲協會的網絡和資源，與記者展開協作，讓他們同時扮演創作者和策展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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