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海外記者選擇歐美，你為什麼選擇東南亞這個相對小眾的目的地？這個選擇如何影響了你能做的報導類型？
我其实不会说选择东南亚作为报道目的地，更主要的想法是我目前感兴趣的议题和变化都在这里。我一直比较有兴趣infrastructure这个概念，这可能是关于能源、大宗产品的流动，关于一种技术如何被构建，这些背后则是产业、政策和人在地方上的具体互动。过去几年里，许多中国企业出于对资源和更大市场的追求选择出海，这个扩张的过程如何与发展中的地方/世界相互碰撞，这个碰撞结果会导向哪种影响日常生活的infrastructure，又如何影响气候、环境和经济，这是我好奇的问题。
在東南亞做報導，你也會依賴本地 fixer。作為華人記者，你和 fixer、和本地信源之間的關係，跟西方記者會有什麼不同嗎？
我之前有听泰国记者抱怨过本地记者与欧美记者在东南亚做环境报道的hierarchy，这当然与中国记者所经历的top-down限制有相似又不同的地方，不过多少都关乎语言和可access的资源网络本身。目前我是只有一次在泰国的实地报道雇佣了fixer。她本身也并非做新闻出身，而是做相关研究的学生，我们的关系比较像是相互帮助和一起玩耍的伙伴。至于与西方记者之间的差异，我想我本人的亚洲脸和相似的文化背景会让我在构建关系时更方便，可以听到一些“体己话”和本地信源对于「西方」的吐槽，这是还蛮有趣的地方。不过更微妙的或者说跨越疆界的地方可能在于性别，尤其是作为亚洲女性在男权文化环境里工作中会更常遇到的各类micro aggression，例如性骚扰问题。
你關注科技供應鏈議題，這類報導需要接觸企業和工人兩端。在東南亞做這類調查，實際操作上有哪些挑戰？你怎麼解決信源獲取的問題？
其实还是有挺多挑战的。首先，接触企业就很难，我的做法是一般先找到与企业有合作关系或位于相同产业本身的business operators，在此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reporting。接触工人方面，我比较依赖于NGO和长期在本地的信源，但语言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信源是一个挑战，不过东南亚地区有比较活跃、对于媒体也相对友好的NGO和行动者网络，所以找到人comment本身并不难，更难的是如何更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