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當然不能養狗仔

9月26日，《鏡報》（Mirror Daily）揭露台灣民眾黨主席、立法委員黃國昌，於2021年透過其創立的台灣公益揭弊暨吹哨者保護協會（TAWPA），聘用當時無業的記者謝幸恩及其他媒體同業組成狗仔隊，專門跟監、偷拍政治人物，並與網路媒體《菱傳媒》（RW News）、《民報》（Taiwan People News）合作，讓謝幸恩化名「蕭依依」在這些媒體發布「獨家報導」，甚至把跟蹤所拍照片賣給其他政治人物，以攻擊政敵。

此事件引發極大新聞倫理爭議，謝幸恩和其他狗仔隊成員當時並非《菱傳媒》、《民報》聘僱記者，卻持這些媒體的名片進行採訪、參加活動。謝幸恩2023年成為中央通訊社（CNA）司法線記者，仍參與黃國昌的狗仔隊運作，也繼續用化名在《菱傳媒》、《民報》撰寫「獨家報導」。

《菱傳媒》社長陳申青9月27日發布聲明，坦言有給兩位「揭弊組織」成員特約記者名片，以及在2021至2022年間，有接受「揭弊組織」的合適新聞題材。

《鏡報》9月30日指出，作為《菱傳媒》最大股東的台灣鋼鐵集團（TSG），在9月29日緊急要求陳申青說明後，決定《菱傳媒》全面停止運作。謝幸恩則在9月29日宣布，辭去CNA工作。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ATJ）和台灣網路新聞自律聯盟（TASON）分別於9月26日、10月1日發布聲明，強調記者、媒體應恪守第四權精神，發揮獨立監督功能，不介入政治鬥爭，或屈服政黨、財團及各種壓力。

至於黃國昌，直到9月29日才在YouTube直播中回應：「什麼叫狗仔，《鏡》那個才叫狗仔。」他在直播中提及《鏡週刊》（Mirror Media），其與揭露此次事件的《鏡報》，同為精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鏡傳媒）擁有。

「我們《鏡報》沒有狗仔隊，我發誓，沒有狗仔隊。」《鏡報》總編輯邱銘輝10月2日在YouTube直播中表示，狗仔隊的出現是為了拍到畫面，證明傳聞中的明星花邊新聞屬實，之後《壹週刊》（Next Magazine）把跟拍對象擴大到政治人物和其他名人，「那個前提是，媒體需要藉由跟拍這件事情，去做一個查證的動作，或者去找到證據，來證明我的報導不是亂講的。」

香港壹傳媒（Next Digital）2001年在台灣推出《壹週刊》，邱銘輝曾任總編輯。2020年2月，《壹週刊》停止營運，壹傳媒則在2021年12月停止運作。

《田間》採訪曾在《蘋果日報》（Apple Daily）、《鏡週刊》任職的李志德，台灣媒體圈如何定義狗仔？他表示，自己較不會用「狗仔」一詞稱呼同業，而是敘述跟監、偷拍手段，這樣的文化隨著壹傳媒在台灣發行《壹週刊》、《蘋果日報》而帶入台灣。

李志德提到，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新聞上的成就獲得許多人推崇，但他又是在華文媒體圈推動跟監、偷拍手段的始作俑者，「這個中間的落差其實就說明，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有爭議的手段。」

「問題不在於這個採訪的方法，而是採訪的結果，」李志德說。他直言，把此手段用在怎樣的新聞上才是重點，如果是做高度公共性的新聞，大眾在評價的時候，就會忽略使用這個手段的不道德性，並稱《蘋果日報》、《壹週刊》用此手段，在香港或台灣都是毀譽參半，「這個毀譽參半就說明，問題其實出在用這個手段處理怎樣的新聞。」

媒體和記者該如何拿捏使用這類手段？李志德回道，要用此手段時，必須知道這是非常極端、可能引來道德爭議的手段，所以理論上是在處理最高公共價值的議題時，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動用，只是實務上，此手段多被用來報導名人的私生活，但這樣做的媒體也得到其在社會的評價。

對於黃國昌的狗仔爭議，李志德告訴《田間》，媒體以跟監、偷拍方式取得新聞證據，這是在新聞工作上的實踐，而法律層面對新聞報導取得證據的手段較為寬容，因當初的立法者相信新聞自由，但「黃國昌調查局」不是在這樣的概念下運作，即使同樣是跟監、偷拍手段，這與媒體用此手段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李志德強調，黃國昌身為政治人物，在進行公共監督所採取的責任倫理與法律規範，和媒體製作報導的新聞專業倫理及法律規範並不同，雖然他曾把部分材料提供給媒體，但不等於他享有媒體的言論資源，也不等同在實踐媒體採訪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