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向中國看齊：越南的「社會主義互聯網」

越南對網路和社群平台的管控正逐漸向中國看齊。（取自Pexels／Thang Ngu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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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14

中國新聞自由特稿越南

越南春節（Tết）是這個國家最長的國定節日，公務員通常能連續休息約九天。在這連假開始的幾週前，越南共產黨的黨代會（全國黨代表大會）取得「成功」之後，官方稱將開啟一個新的「國家躍升」時代。這一表述自越南共產黨總書記蘇林（Tô Lâm）2024年上任以來就被反覆使用，如今也在國家媒體中廣泛出現。

然而，就在節慶的熱鬧氛圍之中，一份打擊假新聞、假訊息的草案規定卻悄悄出現在網路上。該提案由越南公共安全部（公安部）發布並徵求公眾意見，但越南國內媒體幾乎沒有報導，包括公安部的喉舌《人民公安報》（Báo công an nhân dân）。民眾被要求在這個國家最長的假期期間提交回饋──但前提是他們得知道這件事的存在。

這並非個案。在春節期間，公安部發布了超過20份供公眾評議的法律草案，所有文件的徵集期限都很短，宣傳也不到位。類似做法在往年也出現過，通常用於推進一些有爭議的措施，包括《網路安全法》的修訂、關於網路防火牆的技術標準等等。批評者認為，這種模式是國家透過法律策略強化對社會控制的手段之一，，尤其是在網路空間。

這類資訊管控的做法反映出越南與中國之間的複雜關係。由於地理相近，兩國經濟上緊密相連，意識形態又高度一致。長期以來，越南政府一方面尋求抵制來自中國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會在某些領域進行選擇性「借鑒」──本文聚焦討論的即是在網路治理方面，這種傾向特別明顯。

向中國學習的集中權力

公安部並未揭露參與其近期徵詢的公民人數。在公民意見涉及對主管部門的質疑時，政府往往把重心放在技術細節的調整，而不是實質回應反對意見。

在政治學家溥德（Dimitar Gueorguiev）著作《改造列寧主義：中國無民主的參與》（Retrofitting Leninism: Participation without Democracy in Modern China）中，他提出一種名為「受控納入」（controlled inclusion）的機制：即鼓勵公眾參與，但最終會把參與限制在可控範圍內。在這種框架下，徵詢公眾意見更像是一種象徵性動作，並沒有實質意義。越南正在採取類似路徑。儘管《全民公投法》（Law on Referendum）在2016年已生效，但迄今尚未使用在任何重大全國性議題。

立法通過率也令人質疑。2018年越南國會以86.86%的支持率通過了《網路安全法》；2025年的修訂版本支持率更高，達到91.75%。一些觀察者認為，這類數字反映的是「不情不願的服從」，而不是社會內部真實的共識。

此外，安全體系的影響力不斷擴大。 2025年，越南國會通過的51部法律中，有11部由公安部主責起草，使其成為最活躍的提案機關。這種權力集中也與政治結構本身相互強化：2021至2026年任期的500名國會議員中，482人為越共黨員，國會成為黨的延伸機構。

在蘇林領導下，這種權力整合速度更加快。他擔任公安部長近20年，如今是繼胡志明和阮富仲之後，同時掌握越共黨內最高領導職位和越南國家主席職位的第三人。

與中國日漸趨同的數位治理

近幾年，越南與中國的安全合作進一步深化。蘇林擔任公安部長期間，在深化兩國關係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

2024年，越南與中國簽署了關於兩國司法與安全部門合作的合作意向書。這更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雙方首次正式開展合作，聚焦於打擊犯罪。

「主要行動者仍然是同一批人。毫無疑問，我的判斷是：兩國之間的雙邊合作繼續並同時走向加強。」軍事學院國防戰略研究所（Institut de recherche stratégique de l’École militaire）非洲—亞洲—中東項目負責人 Benoît de Tréglodé 表示。

兩國各項政策的趨同現象愈來愈明顯。2022年中國關於網路直播的規定《網絡主播行為規範》，列出31類禁止行為，而越南提出的線上內容規則（第147/2024/NĐ-CP號法令），與其在邏輯上相互對應。越南《個人資料保護法》內容，也與中國同名法規十分相近，兩份文件的主管機關，分別為越南的公安部、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國家網信辦）。兩者皆隸屬於各自共產黨的領導。然而，兩份法律文件的規範對象，都未提及上述機關。

2008年12月中越公安部首次合作打擊犯罪會議在越南河內舉行。（取自中國公安部網站）

兩國在2013年的聯合聲明中強調，要在「社會主義法治」框架下加強合作，包括情報共享，以及打擊所謂「顏色革命」和「和平演變」。這些核心議程至今仍影響雙邊合作的基本方向。

越南也正在嘗試發展一套「國家防火牆系統」。該想法寫在《2025網路安全法》草案的第10條當中。這項提案顯示，越南有意研究中國的網路監管模式，甚至加以仿效。提案寫道：「研究建設國家防火牆系統，用於預防、應對網路安全風險，並處理／修復網路安全事故。」

除此之外，公安部提出建構「數位公民評級」體系，也讓人聯想到中國的「社會信用」機制。同時，該部門也接管一部分過去由司法部負責的工作內容，例如簽發司法紀錄文件，從而進一步鞏固權力。

公安部強調，「數位公民評級」制度旨在促進線上互動，並不會削減或限制憲法所規定的任何公民合法權利與利益。2026年1月1日，興安省公安廳（即蘇林的家鄉）官方網站刊登駁斥文章，試圖澄清關於該制度的「錯誤資訊」：

「自草案發布後不久，社群媒體上出現了一些歪曲性的貼文，聲稱諸如『在日常生活的每一項活動中對公民打分數』以及『只對人民評分，卻不對幹部與領導打分數』。這些都是錯誤且片面的論點，刻意顛倒與替換概念，意圖製造疑慮，挑撥黨、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應以全面且客觀的方式看待此一問題，以便清楚理解上述決議的本質與正確目標。」

儘管中國長期維持由共產黨主導、高度集中化的網路治理體系，例如由黨總書記習近平主導網信辦相關機構。越南傳統上的治理結構更為分散，權力分布在不同機構之間。然而，這種平衡似乎正在改變。

越來越多跡象表明，越南的數位治理中，警方的主導地位正在上升。如果當前趨勢持續下去，越南進一步向中國模式靠攏，程度超出外界預期。

監管延伸至社群媒體

與中國數位環境不同的是，越南社會高度依賴國際社群媒體。但當局對這些平台的監管態度，也正在變得更加強硬。

2018年通過的《網路安全法》，框架與中國《網路安全法》也有許多雷同之處。它要求企業將越南用戶數據儲存於國內，並依政府要求移除內容，通常規定24小時以內完成。執法「規模」和「速度」都在強化。

越南共產黨也動員軍事單位、政府官員以及網路意見領袖等網絡，來製造公共輿論，並且反制其所稱的「敵對訊息」。

這種控制從傳統媒體延伸至數位媒體。越南法律倡議組織（Legal Initiatives for Vietnam）與越南媒體計畫（Vietnam Media Project）在2024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公安部至少有三個負責監管新聞傳播的安全單位，分別是A03（國內政治）、A05（網路安全）和A87（文化與傳媒）。於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國家媒體關閉社群媒體上的評論功能。

像是2020年頒布的行政罰則《第15/2020/NĐ-CP號政令》（Nghị định 15/2020/NĐ-CP），允許當局以「打擊假訊息」作為寬泛的理由，對網路上的發言實施處罰。在實際操作中，政府保留對「什麼是虛假或扭曲內容」的唯一定義權。

根據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報告中的評級，越南的網路在過去十年一直被評為「不自由」。從2026年評分來看，關於「獲取障礙、內容限制、以及對使用者權利的侵犯」等指標幾乎沒有變化，整體分數為22。

即使是相對較輕的網路異議表達，例如批評災害救援或交通執法，也可能面臨警察傳喚和罰款。

在日益「紅色化」的媒體環境中──包括愈趨嚴格的記者證發放，以及由黨領導、而非國家機關主導的國有／國家媒體──越南獨立記者往往依靠部落格發布報導，再借助Facebook傳播。然而，Facebook貼文也同樣擁有被指控涉及刑事違法的風險。

輝德（Huy Đức）是越南最知名的獨立記者之一。他因報導具政治敏感性的議題而被撤換／調離先前隸屬於國家體系的媒體，包括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他曾在戰爭中擔任士兵）以及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等議題。在其部落格遭當局關閉後，他轉而使用Facebook作為發聲平台。於2024年被捕前，他的Facebook帳號累積超過35萬名追蹤者，是最受關注的越南政治評論者之一。

2024年6月1日，他遭越南警方拘留，隨後被判處30個月監禁，理由是其所發表的13篇文章，「侵害國家利益以及組織與個人的合法權益」。他在被捕前的最後一則貼文中，批評公安部權力過度集中。被捕後不久，他的Facebook專頁已無法瀏覽。

自2024年起便藏匿至今的越南人權活動人士武輝煌（Vũ Huy Hoàng）管理Facebook專頁「牆有耳」（Tai Vách Mạch Dừng），記錄越南當局不公與侵犯人權的事件。儘管存在危險，他仍持續發布這些人的故事。而在個人Facebook專頁，他則撰寫並分享人權相關新聞——這些內容在越南內部被認為過於危險，當地人自己不敢發。

「我仍必須繼續做正確的事，」他說。

展現布局全球野心

越南不僅收緊國內監管，也試圖在全球網路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儘管聯合國長期對越南的網路安全法律以及對網路活動人士的拘押表達擔憂，越南仍於2025年10月獲選主辦《聯合國打擊網路犯罪公約》（UN Convention against Cybercrime）的簽署儀式。國際人權組織 Article 19 的全球中國計畫主任 Michael Caster 在接受台灣Podcast節目《鬼島之音》採訪時也提到，這項行動反映出在「規範轉向」背後隱藏的中國影響力，這使得中國所積極推動的網路犯罪與網路安全治理模式，有逐步「正常化」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