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中國記者的現實風險：「穩妥」比報導寫得好重要

在過去數年不斷收緊的中國新聞環境中，新聞「能不能寫」逐漸取代「值不值得寫」，成為新聞生產中更為優先的判斷標準。當越來越多公共議題難以進入報道，當調查、追問與現場不斷被壓縮，記者這一職業本身，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仍在一線工作的中國記者與編輯對《田間》表示，新聞失語並非一次突變，而是一個緩慢、持續的過程。它並未以明確禁令的形式出現，而是通過一次次退稿、刪改、擱置，以及上級電話打到編輯部的提醒，在記者的採訪與寫作中被反覆確認。隨著這一過程不斷累積，中國記者不得不重新理解，自己在新聞生產體系中的位置與角色。

基於安全考量，與《田間》協商後，劉軼、陳莉、劉至誠、周治翰、小錢、周斌、劉浩、劉倩、吳昊、趙志等受訪者均以化名呈現。

從「寫什麼」到「能不能寫」

《中國青年報》前記者劉軼有十多年採訪經驗，在北京新聞界屬於「老記者」。他告訴《田間》，記者失語並非源於自身原因，而是受制於制度本身。劉軼回憶道：「在較早時期的編輯部討論中，選題的核心仍圍繞信息價值展開，例如是否具備公共意義、是否包含新的事實、是否反映現實問題。而近幾年，這一邏輯發生了明顯轉移。」

記者陳莉長期跑經濟線，她指出，過去可以自行選擇題目，如今這種空間已變得「奢侈」，編輯部不願讓記者在可能無法刊發的選題上耗費精力。「現在在選題會上，最先被問的往往是『這個題風險大不大』、『有沒有被其他媒體碰過』、『會不會引發延伸討論』等。」

陳莉說，編輯部更傾向於沒有風險的題目，「如果風險判斷無法通過，即便選題本身具備現實意義，也很難繼續推進。」

前《蘭州晚報》創辦人之一劉至誠曾在當地市委宣傳部任職。退休後，他對新聞審查的評價與在職時期不同。劉至誠向《田間》表示：「在中國，互聯網技術越成熟，技術過濾系統對境外新聞網站和社交平台的屏蔽就越全面，公眾獲取外部信息的空間也隨之收窄。」

劉至誠說，當局一直希望向讀者提供經過認可、甚至被提倡的文字內容，只是過去在技術層面難以落實，如今已具備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他說：「新聞機構在選題、敘事框架和表達方式上持續受到規範與指導，敏感議題往往在發布前即被過濾或刪改。圍繞政治、歷史和社會事件的報道，審查程序已成為常態。」

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由來已久，其中包括報道中的禁用詞和慎用詞，以及《新聞記者證制度與管理辦法》、《新聞從業人員職業行為信息管理辦法》等規範。中國傳媒大學講師周治翰稱，中宣部的新聞監管存在兩套並行系統：一套是成文的規章制度；另一套則是靈活的即時干預。後者往往是在發現問題後，由宣傳部官員臨時發出書面或電話通知。這些指令雖然缺乏法律依據，卻是更為直接的權力展現。

周治翰表示，對於行政法規，媒體尚可依據條文本身進行解釋，並從字面意義出發與上級溝通或辯論；但面對宣傳部門的口頭通知，沒有解釋空間，必須執行。

三位入行不久的浙江電視台新聞部記者告訴《田間》，不少新聞專題在真正展開採訪前，已在內部會議上被否決。他們用「新聞失語」形容當下的工作處境。記者小錢說：「經濟、房價、產能過剩、產業鏈轉移、外資撤離這些題目本來可以深挖，觀眾關注度也高，可編輯部說是上面不讓碰，那記者還能做什麼？我幾個在媒體工作的同學都已經轉行了。」

資深媒體人、曾在中國大專院校新聞學院任教的周斌表示，如今不少稿件「在編輯和記者腦子裡就已經刪過一遍」。他說：「即便記者掌握了較為完整的事實，也會在動筆前主動壓縮角度，調整敘述方式，以降低風險。」

風險判斷成為日常工作的起點

多名受訪記者提到，過去風險評估多發生在稿件即將發布階段，而現在，風險判斷往往在選題階段就已經完成。一些編輯部明確要求記者在提交選題時，同時說明可能涉及的敏感點，並給出規避方案。

曾在《南方都市報》任職的採編人員劉浩說，這種變化並非源自某一條具體指令，而是在持續收緊的環境中逐漸形成的內部默契。「編輯部不希望記者白忙一場，記者自己也不希望稿子寫完卻發不出來。時間久了，大家都會先在腦子裡過一遍『能不能發』。」

「不是沒人願意做，是知道做了也未必能見報。」劉浩提到，這種預判機制改變了新聞生產流程。選題在立項階段就被反覆篩選，涉及公共議題、群體事件或政策爭議的內容往往提前被否決。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少年輕記者選擇離開傳統媒體行業。「一些剛入行的記者發現成長空間有限，報道空間更有限，索性轉做自媒體，至少發布渠道掌握在自己手裡。」

劉浩感嘆：「以前是寫完再看能不能發，現在是還沒寫就知道不能寫。新聞慢慢變成了一種自我篩選的過程。」

職業技能的隱性轉向

隨著風險判斷成為新聞實踐的一部分，記者所依賴的核心職業技能也在發生變化。在當前環境中，被視為「成熟」的記者，往往並非最擅長調查或寫作的人，而是最瞭解邊界、最能控制風險的人。判斷哪些詞彙需要替換、哪些細節需要模糊、哪些角度可以保留，逐漸成為一種隱性但關鍵的能力。

這種能力並不會體現在署名或獎項中，卻直接決定稿件能否順利通過內部流程。一些編輯部甚至更傾向於將重要選題交給「穩妥」的記者，而非寫作能力最突出的記者。受訪的多名編輯及記者不約而同地提及，在內部評估中，「安全」、「可控」、「不出問題」逐漸成為衡量稿件質量的重要標準。

「你知道新聞能做什麼，也知道它做不到什麼。」

年輕記者的職業認知變化

對於近幾年進入媒體行業的年輕記者而言，這種環境並非突如其來的變化，而是踏進新聞工作前，早就已經存在的現實狀況。

剛入行不久的記者劉倩表示，他們在實習、培訓乃至課堂上，就一再被提醒要注意風險、避免觸碰邊界。相比早年入行者對調查報道的理想化期待，新一代記者更早意識到新聞實踐的限制條件。

劉倩並不認為自己是在「放棄理想」，而是從一開始就對新聞的功能有著更現實的認知。「你知道新聞能做什麼，也知道它做不到什麼。」她說。

在這種認知下，記者更容易將新聞視為一份職業技能，而非公共使命。選題的判斷不再僅以「是否重要」為標準，而是同時考慮「是否可行」。

河北某報的新聞編輯吳昊受訪時表示，目前新聞環境的這種變化，使得年輕記者較少陷入持續挫敗，但同時也意味著對新一代記者來說，調查性寫作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在新聞環境持續收緊的背景下，記者的職業流動呈現出新的特徵。一些記者選擇離開傳統媒體，轉向公關、內容運營、自媒體或其他行業；有些人選擇留下，但主動降低預期，調整工作重心，同時重新定位自身角色；還有記者不再追求突破性報道，而是專注於相對安全的領域，或將工作重心放在信息整合、政策解讀與數據呈現上。

做監督報道要先評估風險

除了國家層面對新聞表達的干預之外，涉及地方政府與官員問責的報道，同樣讓不少記者對職業前景產生疑慮。2026年2月發生的劉虎事件，就被視為案例之一。

中國調查記者劉虎與記者巫英蛟1月29日在社交平台發表文章，披露四川省蒲江縣委書記蒲發友等官員涉嫌不當行為。五天後，成都市公安局對兩人立案調查，並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官方指控包括「誣告陷害罪」和「非法經營罪」。相關內容隨後在網絡平台下架。

2月14日，劉虎在2026年春節前夕獲准取保候審，案件仍在偵辦中。劉虎此前因披露官員腐敗與公共事務問題，多次接受調查，其社交賬號被封，工作受到影響。

曾任職於廣東省級都市報的資深編輯趙志表示，在當前環境下，編輯部對監督類選題的判斷標準已經發生變化，內部討論同樣圍繞風險展開，而非單純的新聞價值。

趙志說：「現在做監督報道，風險評估幾乎排在第一位。很多選題在討論階段就被否決，不是內容不重要，而是代價難以承受。過去是先判斷這是不是一個好選題，現在是先問會不會出事。年輕記者看到前輩的遭遇，自然會重新考慮這條路還能走多遠。」

記者角色重新定位

2025年12月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新媒體藍皮書：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25）》，其在論述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時指出，「意識形態與主流價值觀建構是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的目的之一」。這一表述將意識形態功能置於制度目標層面，顯示媒體體系建設被納入價值引導框架之中。

趙志進一步對《田間》說，這份報告在系統梳理技術升級、融合路徑與傳播成效的同時，未涉及記者流失問題，也未披露媒體公信力相關調查數據，行業從業結構變化、職業穩定性及公眾信任度等議題，都未進入討論範圍。

「這種呈現方式，使報告重點集中於制度建設與技術賦能層面，而對新聞職業生態與社會信任狀況未作展開。」趙志說：「換句話說，官方並沒有將媒體當作監督社會的工具。」

在新聞失語之後，判斷風險成為記者寫作的一部分。風險不再只是偶發事件，而成為日常工作的背景條件。

趙志認為，這種變化並不意味著記者失去了專業性，而是專業性的內容發生了轉移。從前，記者的專業體現在發現事實；如今，則更多體現在如何在有限空間內完成表達。

當公共議題難以被完整呈現，當新聞不斷退守至安全邊界之內，記者的角色也在悄然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