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間學】性暴力報導的倫理邊界

「在田間學」是專為中文內容創作者設計的線上學習資源分享平台。在7月5日舉辦的「性暴力報導的倫理邊界」線上活動中，德國獨立記者Leonardo Pape（Leo）和旅居德國的中國媒體人孫謙、羅潔琪，以在德國發生的Telegram性犯罪案為例，討論報導這類議題的注意事項，並與同樣關注此案的新聞工作者分享看法。以下為內容摘要。

這起性犯罪案件是加害人／被告在Telegram群組中，分享用藥物迷昏被害人／倖存者並性侵的方法和過程。被警方辨識和抓捕的群組成員是在德國生活的華人，受害人絕大部分也是華人，因此受到海內外華人關注。

由於案件中的多名被害人是被下藥失去意識後遭到性侵，大部分媒體以「迷姦案」稱之。不過講者在活動中強調，迷姦是這一系列複雜案件的其中一種犯罪樣態，另也有偷拍性私密影像、性侵等情形，因此不宜以「迷姦」的敘述一概而論。

此案第四名被告於7月8日被判處五年徒刑。與前三案不同的是，法院將其在中國涉及的三宗性犯罪行為一併納入審理。不過，最終量刑時，法院也考量到，被告個人資料已在中國傳統媒體與社交媒體上廣泛曝光，對被告刑滿出獄、重返社會造成嚴重負面影響，也有違德國法律「無罪推定」原則，因此酌情從輕量刑。本案尚未定讞，辯護律師已表示將會上訴。

採訪、報導要注意什麼？

孫謙表示，德國法院給記者的判決書內容很詳細，這是基於對記者的信任，但仍有濫用情況，即未做到徹底讓被害人身分去識別化。「當在保護被害人時，不是（只要）身分不被大眾識別，而是在其生活圈也不能被識別。」

她也說，處理該事件報導時，她會帶入「潛在被害人」的心態，即假設自己是被害人，會有怎樣的想法和感受，這在拿不準被害人對報導會有什麼反應時，是一種自我拿捏的方式。她認為，報導最終要指向結構性問題，這才能證明當初切入角度的必要性。

羅潔琪則提到保護性、專業性、前瞻性、不報導四個原則。這類報導始終要記住保護被害人，保護性是最要堅守的原則；專業性是要通過學習掌握較好的性別意識，摒棄「完美被害人」的觀念，避免在採訪過程中指責被害人；前瞻性是要帶著問題意識去報導個案，推進立法或者引起公共討論，推動某些方面的改革；正因要有前瞻性，所以不是每個這類案子都值得報導。每次報導都有給受害人帶來二次傷害的風險，因此以不報導為原則，報導為例外。

她同時強調，法庭報導要能控辯平衡，不要在判決前讓加害人被定生死，也不能犧牲被害人的資訊。

Leo表示，德國媒體在報導此案時，不會凸顯加害人和被害人的族裔身分，「最重要的還是犯罪意圖本身。」他認為，寫這類報導的負責任作法是以犯罪行為為中心，搞清楚犯罪事實，「要解釋但不要聳動」，而不是把重點放在被害人的個人身分上，這對社會的重要性不大。

另外一位關注此案的獨立記者建議，進行這類採訪時，當面對被害人，要「把主動權交給對方」，按照對方想要的標準來顯示資訊，提問方式要更溫和，不是引導式、審訊式，並避免情色化、蕩婦羞辱，以及反覆地、鉅細彌遺地去詢問過程，她舉例，問法可以改成「願意描述得更詳細一點嗎」、「願意就剛剛所說的舉個例子嗎」。報導是呈現對方經歷的事實、促進公共討論面對的問題，不是讓被害人被公共消費。

「被害人也是報導的讀者。」她提到，應謹慎處理加害人和被害人的關係，因為他們也有共同朋友圈，避免被識別和受到二次傷害。若想採訪被害人，也應首先透過信任的友人或律師間接接觸，或者公開記者聯繫方式，供受害人主動聯繫。從司法文件資料去搜出被害人，可能觸發被害人的創傷，不是正確使用司法文件的方式。若要報導被害人的視角，不能依賴他人轉述，要親自與被害人核實內容是否適宜刊發。

細節可描寫到什麼程度？

孫謙說，報導是要揭露結構性問題，但提供的資訊太少可能降低報導力度，大眾也不重視，但又要避免造成模仿效應，「這是很微妙的平衡」。

她以描寫此案犯罪用藥的部分為例，她是以用藥對當下和之後所造成後果的方向撰寫，即概括性地描述，總共用了多少藥物後產生怎樣的後果，讓讀者知道嚴重性，但不會具體寫出例如單次使用的劑量或取得方法。而在藥名的揭露上，她也曾和編輯討論權衡，由於此案中所用藥物，有些是醫院用的處方藥，還有安眠藥，最後之所以決定寫出藥名，是為了達到公共警示作用，讓大家了解風險的存在。

Leo提到，把不同報導拼湊起來，仍能看到很多細節，所以每個媒體人都要考慮到，自己寫的報導是否會被誤用。

參與交流的一位媒體人認為，描寫細節前，可自問這些細節的必要性、可達到怎樣的用處、呈現出來後的正反面影響等等。

數位時代如何報導這類議題？

孫謙認為，社群平台上對此案的討論度，是此案受到很大關注的原因之一，可是這些大V（自媒體網紅）會揭露記者覺得不能報導的隱私內容，還有肉搜公開個人資訊。這類內容比起報導更容易撩撥讀者情緒，在社群上被廣泛流傳，她認為，在社群媒體上，傳統媒體似乎將影響力讓位給自媒體，「傳統媒體人有種失聲現象。」

羅潔琪直言，社群平台上的內容屬於網路資訊，並不是報導。例如關於這系列案件的某些資訊雖然傳播甚廣，但是實際上其操作有違倫理。「嚴肅新聞的生產需要求證且耗時，我們需要和社群去競爭瀏覽量嗎？」

中德報導方式有何差異？

在中國有豐富法庭報導資歷的羅潔琪稱，中國和德國的司法思維不一樣。在中國，報導司法案件會更著重在加害人是否得到懲罰。而且，被害人為了得到公正的對待，不得不向媒體讓渡其個人資訊，以此喚起社會對案件的關心，但德國的思維是不能公開加害人的私人資訊，要考慮其日後重歸社會的能力，更加不能暴露被害人的資訊。

Leo說，在德國，若案件被社會大眾高度關注，會認為是對加害人形成負擔，之後重新融入社會的過程很困難，因此不會用聳動方式報導，而是與判決結果做連結，從法律角度進行分析。

記者身心的自我保護

羅潔琪坦言，自己過去報導家暴案件，曾看資料看得太深而感到不適，所以對於這次案件，會避免看犯罪細節，而是著重中德司法文化的比較。她表示：「如何處理內心負面感受仍待克服。」

另一位參與活動的記者分享說，曾有合作媒體的編輯提醒她，閱覽這類案件的詳細資料，「沒必要看就不要看，不要反覆看，能避看就避看」。該記者強調，看判決書時，可稍微簡略看過，「以自己健康為重。」

孫謙分享道，自己在報導過程中未感覺到太多不適，是類似脫敏的狀態，把自己個人的感受和記者身分隔絕，「這是自然產生的解離狀態」。但當寫到被害人的部分時，又會掉入另一種「潛在被害人」狀態，即盡可能同理被害人，自己就在這兩種狀態間游離。

她表示，若什麼都不能做，會有更大無力感，這樣帶來的創傷更嚴重。能夠做些什麼，反而是治癒創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