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Asian Commons創辦人阿古智子

2022年11月，研究中國問題的日本學者阿古智子，在東京自宅創辦了Asian Commons（亞洲公共圈）。幾年來，來自中國、香港及亞洲各地的學者、記者、行動者與學生陸續在此聚集，透過討論、閱讀、放映與聚會，彼此對話，也建立連結。

2019年後，隨著中國與香港的政治環境愈發緊縮，阿古智子便未再踏進中國。無法繼續往返中國做田野，將交流的場域搬回了東京，Asian Commons成為她持續與中港保持連結的據點。

Asian Commons外牆漆成淡黃色。阿古智子說，那是香港民主運動的象徵色。「我選擇這個顏色，是因為想到香港的朋友出獄後，轉過街角，看見這棟黃色的房子，也許會感到高興。」

扮演不同背景的人們在Asian Commons交會的中心角色，阿古智子經常形容自己「站在中間」。她關注中國公民運動，也關心年輕世代如何理解權力與社會。在不同政治立場、世代與國家之間，她投入搭起理解彼此的橋樑，也不斷反思自己位置。從中國公民運動的變遷、MeToo運動帶來的世代衝突，以及近年投入歷史、創傷的研究，她始終在回答同一個問題：在日益極化、分裂的此時，人們還能如何對話、互相學習，並建立連結？

田間（以下簡稱田）：您在《中國民主季刊》的採訪中，提及中國年輕行動者不再自稱「維權」，我們也有發現「維權」一詞也不太出現在中國媒體上，請問這個轉變的原因是什麼呢？

阿古智子（以下簡稱古）：可能「維權」還不是被禁的詞彙，但那些年輕人不會用。理由可能是，這種維護權利的行動，很難繼續做下去。

我是在2000年代出道的。那個時候，中國的公民社會還是在不斷發展的時代。那個時候，還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歷史學者、媒體，還有一般公民，都可以一起行動，改變很多事情。

比如說，一些不太好的法律可以被取消，還有制度也改變了不少，比如孫志剛事件。

那時也可以打官司。比如我做研究的愛滋病賣血、輸血感染愛滋病的那些人。雖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打官司，但有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訴訟，他們打贏了以後，有成功拿到了賠償。

所以，那個時候還可以做事情的。現在就沒有辦法了。現在一開始說話，就可能被關、被監督。還有不少人，都被抓起來了。所以現在做事情要很小心。

編按：阿古智子曾研究中國河南因「血漿經濟」引發的愛滋病事件，並主辦相關研討會、發表相關論文，探討愛滋病議題背後的中國政治社會變動。

田：您長年關注中國公民運動，就您觀察，中國公民運動從「維權世代」到「後白紙世代」，其目標有什麼不同嗎？

古：也不能說所有中國人都有共同目標，因為中國人本來就很多元，有農村、城市，也有知識分子、不同背景的人，都很不一樣。

不過，（維權）世代的人，確實都很想改變中國，改變當時的政治體制。但現在的現實是，要改變這個體制真的很困難，不可能一下子就改變。

現在年輕人更關注的是生活的議題，比如女性做家務、育兒、兒童權利等等。一個一個小小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累積起來，會形成一股力量。

改變政治體制很難，而且好像離自己的日常生活很遙遠；但我們可以先改變自己的生活，這也很重要啊。

而且，生活中的這些權力，是超越國界的。中國有的（這些）問題，台灣、日本其實也都有。抵抗中國共產黨政權，當然很重要，但如果談的是權力暴力，這種權威問題，我們社會也有啊，它們並不只是中國的問題，也是我們社會共同思考的問題。無論是性別、不同權力關係，還是各種結構的問題，都是我們可以共同思考的。

有一個中國官方媒體的人，寫文批評我，說得非常糟糕，裡面有很多fake news，而且邏輯很混亂。我們舉辦的研討會，是討論歷史問題、日本責任，但他卻說我們是在歪曲歷史、美化日本，這根本不是我們在做的事情。他還說，我在培養中國年輕人成為「漢奸」。

（會寫文批評）可能是中國政府比較緊張了。因為他們看到年輕人參與討論，（過程中）大家都很感動。我們可以超越國界，一起做很多事情。我們談的是共同遇到的權力問題。我們都是人，人可以超越很多東西，一起思考。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抵抗這樣的力量，是吧，所以（官方的）論述變得很混亂。

我覺得，這也是（我的）一種strategy。他們的做法是把人分成「朋友」和「敵人」。但我們不是這樣，我們是可以一起行動的。

編按：2025年是終戰80週年，阿古智子籌辦一系列研討活動。

田：您從這些年輕的行動者身上學到什麼呢？

古：我雖然一直在做中國研究，但基本上已經不去中國了，2019年之後就沒有再去。

我很希望能透過這些年輕人，了解現在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很厲害，雖然面臨很多安全上的風險和壓力，但他們還是堅持走下去，不斷思考，不斷行動。

所以，我真的很想向他們學習，和他們一起學習。

田：如果不同世代之間所面臨的環境、困境已不相同，兩邊的人應該如何交流呢？

古：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行動的方式不一樣，關注的點（議題）也不一樣。老一輩的人會覺得：「你們為什麼不用這個方法？為什麼不做那個？」可是現在現實上就很難，沒辦法再用以前的方法，還有性別意識等等的新的觀念，老一輩運動的方法跟不上了，不一樣了。

我自己都是在中間。有時候，像是性別、MeToo議題，我剛開始也不夠理解。因為我過去比較習慣做維權運動，身邊的朋友也大多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但這三年，在Asian Commons，我接觸到很多不同背景的年輕人。他們來這裡一起生活、工作，也一起做藝術、公益等各種活動。

像是滕彪那件事情，我也是被批判得很厲害。在日本的中國年輕的女權行動者態度很強烈，而我那個時候還不夠理解，為什麼她們在女權議題上的憤怒。

後來我才知道，滕彪還有幾個類似（涉及侵害女性）的案子。所以我也改變了，我開始學習、理解為什麼年輕人會有這樣的反應。

我覺得老一輩的人要學習，年輕一代也要學習。互相學習是很重要的。因為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這很正常。學習之後，彼此也可以互相改變。

所以我說我是在「中間」，就是這個意思。就是不斷地學習，我覺得這個學習的過程本身是很重要的。

編按：2024年3月，日本明治大學舉辦一場學術研討會，邀請中國維權律師滕彪擔任主講人。然而，當時滕彪已捲入多起MeToo爭議，多位女權行動者、留學生到場抗議。這起事件在中文社群掀起廣泛討論。阿古智子是該研討會的籌劃者之一，也與滕彪相識。事後，她在《WOMEN我們》撰文，回溯自己在整個過程中的思考與掙扎，也反思這場爭議對MeToo 運動，以及公共討論中的理性對話空間的意義。

田：有什麼您向年輕人學習性別議題的真實例子嗎？

古：雖然我自己是女性，但過去也沒有那麼關注這些議題。我自己身上，以及和朋友的關係裡，其實也存在一些比較嚴重的問題，只是當時沒有意識到。

後來慢慢學習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我不需要對男性那麼有耐心，也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我有一個朋友，是做記者的。他跟我說：「你已經很有名了，不用再常常上電視了吧？」

我當下有點疑惑，不明白他為什麼會這樣說。後來我才理解，他大概覺得我上節目是為了出名。但其實不是，我上節目有自己的想法，我是想跟公眾溝通、對話，讓大家理解中國問題的根本。他沒有先問我為什麼要去，就直接替我下了判斷。

我就跟他說：「你不用替我決定，我自己決定要不要去。我也不是為了出名才去的。」

我們現在還是朋友，但彼此的距離拉開了一點。我覺得，他後來也知道，自己那樣說是不對的。

田：就您觀察，中國與日本在女權文化上有什麼不同？

古：我接觸到的中國年輕行動者，更積極、更活躍。

中國是個很大的國家。在農村、工廠工作的女性，沒有辦法接收到各種資料，或者聽到不同聲音，可能覺得現在這樣的生活就可以了。她們所處的環境也會影響她們（自身），在工廠內生活壓力非常大，還要考慮家裡的問題等等，有很多因素，都可能使得她們（在女權議題）不太活躍。

我接觸的這些年輕人，跟日本女性很不一樣。日本是民主國家，沒有什麼限制，你想說話就可以說話。不像中國農村的那些婦女，她們因為經濟或其他因素，沒有辦法說話。當然，日本也有經濟困難的女性，但是大部分女性還是可以說話的，但她們不說話。

這和日本文化有關。日本有一個很有名的說法，叫做「讀空氣」。這種儒家文化，上下關係，都比較嚴重。在公司也好，在學校也好，都要聽上面的話。如果改變這個穩定的氣氛，就會被認為是不好的。

所以我跟很多人說，日本是自發的維穩。中國的維穩，是政府僱用很多安全人員、國保去做。日本人不需要這些，自己就會維穩。

即使知道這件事情不對、遇到性騷擾等等，但如果說了，可能會改變穩定的氣氛，那她們也選擇不要說。這是日本很嚴重的狀況。

田：不同立場的日本媒體如何看待中國議題？

古：中國一直是日本媒體關注的議題，但各家媒體態度不一樣，偏左立場的傾向友好，極端右翼會出現「準備打仗」的論述。至於中國公民運動議題，大部分的左右媒體都會關注，態度還是會有點不一樣。

我比較特殊，因為我做中國維權、人權議題（的相關研究），所以左右報社都會來找我（寫評論），我都會寫。

一般來說，我不會（因為報社立場）改變自己（想傳達的內容），但會稍微考慮調整一下。比如，2025年是日本戰後80週年，我們做了一系列活動，我也在偏右的《長青新聞》寫了這個經驗，我引用了成田龍一老師的話，他是很左派的學者，《長青新聞》可能從來沒有引用過這位學者的話，但我沒有直接說到慰安婦之類的詞。

這些偏右的媒體有既定框架，這是一下子很難改變的。如果讓這些偏右媒體的讀者能慢慢發現「原來我是這樣想的」，那就有機會開啟討論。我覺得慢慢去改變，是更好的。如果直接說「這不對啊」，不能改善現狀、建立連結。

我們在戰後80週年活動放映了關於台籍日本兵的紀錄片《由島至島》，有些比較支持我的右翼人士有來看。看完之後，他們感到困惑，寫了很長的信，列了很多問題問我。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因為他們開始有問題意識了，想著「為什麼」，開始思考了。如果直接批判他們，那他們不會打開自己的心，也不會開啟溝通的。

我們現在也準備出版一本書，透過這部電影整理大家討論的內容，大概會有十幾位作者一起寫。

編按：阿古智子在一篇即將發表的文章中，記錄自己收到《由島至島》觀眾的回饋信件。此處摘用原文。一位觀眾原以為該片講的是台灣的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觀後仍認為片中融入日本左翼視角，質疑「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界線該如何劃分，若日本殖民統治算是加害者，那麼西方列強的殖民、乃至對日本平民的空襲與原爆，是否也該一併算作加害行為？另一位觀眾原先對影片沒有特別共鳴，但在聽完導演廖克發與歷史顧問藍適齊的映後座談後，坦言自己過去只看到殖民統治積極的一面，這次經驗讓他有機會用不同以往的角度重新思考台灣。

田：以您的觀察，在中國公民運動這件事情上，台灣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古：中國跟台灣的關係很複雜。中國大陸的人從小就接受「台灣問題」的教育，受這樣的教育影響，確實很難溝通。不過，現在的年輕人慢慢也會接觸到不同的資訊，有些人出去旅遊、了解外面的世界之後，想法也會慢慢改變。

我在研究所教書，我的學生大部分是中國大陸人。有時候我邀請台灣學者來演講，講女權議題之類的，學生都會很驚訝，說原來台灣有自己的法律體系、有司法、有議會。這種很基本的知識，他們竟然都不知道。

但台灣這邊，對中國的理解其實也很有限。我完全可以理解台灣人為什麼那麼緊張，因為台灣的處境真的很緊張。所以一聽到「中國人」，大家就會很警覺。

其實，中國人有各種不同的背景。有審查、篩選（機制）當然可以理解，但現在（台灣政府）的做法太強硬了。

我每年都會帶學生去台灣，比如2025年去清華大學。我有一個學生是中國籍，是在日本長大的，中文不太好，他也想去台灣。結果他要交很多資料接受審查，最後是（出發）前一天晚上才通過，還是透過熟人幫忙，才順利過關。

我覺得這樣其實太過分了。這些學生都是日本高校在讀的學生，老師都已經判斷沒有問題，為什麼還要這樣層層審查？

有時候，台灣在這方面，其實跟中國有一點像，都是用權力來限制言論，或限制人的流動。言論應該是開放的，不應該這麼緊張。如果太緊張，其實後果反而不好。中國政府希望看到的，就是兩岸彼此分裂、緊張、恐懼，而這正好達成了他們的目的。

田：這幾年您也開始投入創傷研究，是什麼樣的背景和契機而投入這個研究領域？

古：我開始有意識地將工作重心放在創傷研究上，至今不過五、六年。

隨著清零政策的實施，中國的言論審查日益嚴厲；而《香港國安法》的頒布，使得曾經在那片土地上開展的人權與民主活動難以為繼。

因此，日本成為了言論自由的重要樞紐。許多在中國或香港難以立足的年輕人──包括女權主義者、LGBTQ活動人士、關注勞工議題的青年、調查記者以及紀錄片導演──紛紛移居日本。

還有一些人希望繼續從事社會活動，卻因承受巨大的心理負擔而感到不堪重負，他們渴望出國旅行或工作一段時間。我開始了解到他們所經歷的痛苦與煎熬。

此外，一位專門研究「政治憂鬱」的中國年輕女性也讓我獲益良多。她曾從事心理健康和藝術治療工作，後來為了繼續研究和進行社會活動，從日本移居到了另一個國家。她告訴我，身為共產黨員的父親曾向警方舉報她的活動。

中國的年輕人──尤其是獨生子女世代──面臨著高考的殘酷競爭；作為家族的接班人，他們背負著必須獲得體面工作和高收入的巨大壓力。他們往往被催促結婚生子，彷彿這些只是理所當然的期望。許多人因無法自主規劃人生道路而深受痛苦。

田：老師也舉辦過幾場創傷工作坊，您提到汪精衛孫女也有參加，請問工作坊中有什麼特別讓您印象深刻的部分嗎？

古：2025年4月，汪精衛的孫女聯絡了我，表示想在東京參加研討會期間與我會面。當時我事務繁忙，很難抽出時間，於是建議她參加我正在策劃的一次長野縣農村考察之旅。長野縣向「滿蒙開拓團」輸送的人數最多，導致許多人在戰爭中喪生，無數家庭飽受苦難。

我們的考察行程還包括參觀「松代大本營地下壕」，這是一座建於二戰末期的絕密設施。設施在舞鶴山、皆神山和象山地下挖掘而成，呈現網格狀分佈，總長約10公里。作為將「大本營」（日軍最高統帥部）及各政府部門遷至此地的計劃一部分，該工程在一年半的時間裡倉促趕工，最終完成了約80%。該計畫投入了巨額資金，據稱當時還強徵了大量朝鮮人和日本人充當勞工。

汪精衛曾在南京建立日本傀儡政權，在中國被視為典型的大漢奸。雖然我並非歷史學家，對汪精衛也缺乏全面了解，但該領域的一些研究人員正致力於闡明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尋求對日和平的歷程，另一些人則試圖透過其詩歌等文學作品來揭示他作為「人」的一面。

近年來，我開始研究戰爭與社會運動。我認為，僅僅將犯下暴行者斥為「加害者」，並不能解釋人類為何會反覆做出如此殘忍的行徑。唯有透過學術研究，探究人類殘忍行為的根源，堅持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並開展促進相互理解的文化交流，我們才能避免重蹈覆轍。源自於戰爭或社會運動的創傷，往往是關於「加害」與「受害」的事實與情感錯綜複雜的產物。

儘管中國內地與香港目前並未處於戰爭狀態，但國家施加的政治壓力正演變為一種結構性暴力，對民眾造成痛苦。

龍應台於4月在東京大學發表的演講引發了激烈爭議；在活動期間，一位來自中國的研究人員對國家主導的暴力行為提出了嚴厲批評。

編按：台灣聯經出版於2024年出版《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隔年中國海外獨立出版社讀道社發行簡體版。

另外，2026年4月18日，台灣作家龍應台應阿古智子之邀，到東京大學以「當戰爭不結束」為題發表演講，有逾500人到場參與。本場講座內容引發廣泛討論，包括流亡學者張燦輝在內的多位人士，撰文批評龍應台所說的反戰論點。

田：在做創傷研究或跨國對話時，您會不會擔心自己的身份成為一種限制？

古：你聽過「立場性」（positionality）嗎？這是學術界也常討論的問題。你是台灣人，我是日本人，那我們在討論戰爭議題的時候，都有自己的立場嘛。

比如，別人看我是日本人，雖然我沒有直接參與過戰爭，但因為我是日本人，很多時候還是會被別人這麼看。這其實很難剝離。像汪精衛的孫女也是一樣，她從小就被貼上「漢奸後代」的標籤。

我覺得，去理解「這個人為什麼會這樣說、這樣做」很重要。因為每個人成長的環境都不一樣。如果只用你的角度去判斷他，是很不公平的，因為他可能從來沒有學過、沒有經歷過這些。

不同立場的人為什麼會有衝突，就是他們是在不同的環境長大。所以我會先了解，先忍住（不要急著下判斷）。要是（不這麼做）這樣下去的話，世界不可能和解的。然後，再慢慢地表達自己為什麼感到不適。透過這樣的對話，才有可能克服衝突。要不然，戰爭真的會發生。

田：參與工作坊的人，有來自台灣、香港、中國等等，大家的創傷脈絡都不太一樣，您覺得他們在工作坊上的互動，有哪些時刻或情感是產生共鳴的？

古：來自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參與者共同面臨的難題，是源自於家庭期望及社會對學歷過度推崇所帶來的壓力。

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是整個亞洲面臨的嚴峻問題，這三個地區的參與者都常提及這些話題。與根植於基督教文化（奉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西方社會不同，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亞洲環境，深受基於社會地位、性別及經濟差距的嚴重歧視問題困擾。

當然，關鍵差異在於政治背景。

許多台灣人因其國家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甚至台灣的存在本身也不被認可──而感到受傷與憤懣。

雖然我致力於吸引來自台灣、中國大陸、香港及其他地區的廣大華語人士參與活動，但大多數出席者往往來自中國大陸。鑑於中國人口眾多，他們構成參與者主體或許在所難免；但我認為，台灣人、中國大陸人和香港人各自面臨的不同處境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話雖如此，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年輕人也常參與以香港民主化運動等為主題的活動。然而，由於台灣和香港普遍存在針對「中國大陸人」的猜忌與歧視，這三個群體的人在個人互動中往往仍傾向於保持距離。

我希望台灣人、中國大陸人和香港人能更開放地互動，也希望身在日本的我們能發揮橋樑作用。這是一項極其複雜的任務，很可能需要漫長的時間。

但這工作意義非凡；我相信，只要堅持開展這些活動──即使只是邁出一小步──我們就能推動和平建設事業。就我個人而言，我希望透過溝通與文化的力量，而非軍事威懾，來建構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