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中國記者的現實風險：從現場取材變成提前寫好的採訪

近年來，中國部分媒體的採訪方式正在發生變化。採訪不再完全發生於鏡頭前，而是在錄製之前已被預先設定基本框架。在部分電視媒體與專題節目中，受訪者在正式錄製前已被提供表達提綱，甚至被要求按既定語句表述，採訪也因此從「現場生成」轉為「預設輸出」。

《田間》訪問多名有過中國電視台工作經歷的媒體人，基於安全與工作考量，經過協調後，吳庭、黃苗、古樂、潘毅、戴安、郭亞軍等人均以化名呈現。

在江西電視台從事電視新聞製作的吳庭與《田間》對話時說：「現在很多採訪不是現場問出來的，而是上面開會提前把方向確定好，現場只是完成錄製。如果能找到既願意出鏡，又願意按照我們的意思表達，當然更好，我們常去找他採訪，會給幾百塊的車馬費，算是補償。」

吳庭對《田間》表示，這種情況並非個別現象，而是在多類節目中逐步擴散，包括時政報導、民生專題及人物訪談等。「專題新聞製作對畫面品質有一定要求，受訪者通常需要在所屬行業具有一定代表性，且形象較為端正，如果找不到就要想辦法。」

另一位曾參與專題節目製作的浙江電視台新聞專題部主任黃苗告訴《田間》，疫情之後，民眾因失業、房貸等多重壓力，抱怨情緒不斷增加，而專題採訪的內容、節目場景及推進方式仍需按照官方規定執行，因此採訪內容往往被提前設定。「包括記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對白，這些原本依賴現場互動生成的內容，被前置到策劃階段。例如鏡頭前的問答，更多成為既定敘事的視覺呈現，而不再是資訊生成的過程。」

黃苗說，作為官方媒體，報導內容必須符合宣傳部門的要求，「他們（宣傳部）要看到的是唱好主旋律，引導觀眾，傳播『正確思想』，這就要求我們去告訴受訪者應該怎麼說。有些受訪者會被提供幾句較為標準的表達，基本上不能偏離太多。」她說：「你可以換個語氣，但不能換意思。」在這種模式下，採訪的核心功能由「獲取資訊」轉向「呈現已確定的資訊」。

風險管控提前到前置作業

這一變化背後，首先體現的是風險控制機制的前移。在過去，中國新聞風險多集中於編輯與發布環節，需要經過審核、刪改或重寫。而當前，一部分風險已在採訪之前被消化，使內容在形成時就已符合既定要求。

北京廣播電台前記者、現居德國的蘇雨桐對《田間》表示，這種做法與近年來輿論環境有關。「有些人平時愛發牢騷、抱怨比較多，所以有時候會把稿子寫好，讓受訪人先看清楚，再按照稿子上的內容去念。」

她還提到，類似情況在新聞操作中並不罕見，「有些畫面、照片被人翻出來，發現是幾年前的內容。這樣的新聞我們其實是可以預料的，但現在連採訪都變成照稿念，這種情況已經發展到很極端的程度了。」

《田間》向中國浙江、陝西、北京等地四位編輯、記者了解，發現「按照預先稿件」內容受訪的操作比較普遍，這種前置控制的操作方式包括：提前提供問題範圍、限制表達方向、對敏感話題設置迴避框架，甚至在部分情況下直接提供可使用的語句。受訪者的發言被限制在一個已劃定的範圍內。

上海東方電視台內部人士古樂表示，對受訪者談話內容的控制，已經成為新聞審查的一部分，節目播出內容需要多次審核，「現在最重要的是避免出現不可控的內容。與其後面刪，不如前面就不要讓它出現。」在這種邏輯下，採訪不再是開放式探索，而更接近於一種「受控輸出」。

古樂舉例說，近期一段關於摩托車手張雪的採訪在網絡流傳。畫面中，記者多次嘗試引導受訪者作出「正能量」式表述，但張雪未進入既定話語框架，而是以個人經驗回應。相關片段被部分網民視為「未按劇本走」的少數案例。

張雪在2024年創立摩托車品牌「張雪機車」，其產製的摩托車於2026年3月的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WSBK）葡萄牙站贏得兩連冠。他在賽後接受媒體採訪時，面對記者引導其感謝重慶政府支持，他直白回應：「一個子兒都沒有。」

當重慶共青團的記者繼續追問勵志感受時，他說：「要不你讓我說啥我就說啥？」其回應未進入預設敘事，使原本可以順利完成的採訪在鏡頭前出現偏離。重慶共青團主辦《重慶青年報》及《少年先鋒報》。

中國資深媒體人潘毅對《田間》感嘆說，職業焦慮的重心已發生位移：過去擔心的是「稿子寫出來能不能發」，現在憂慮的則是「話剛說出口會不會出事」。

「這種壓力使記者的職業本能發生了異化──從內容挖掘轉向了風險預判。現在的記者與其說是在『找人』，不如說是在『找角色』。我們的功能被極度淡化，淪為了一場宏大敘事中的『選角導演』，只負責尋找那些能夠精準嵌入既定腳本的受訪者。至於內容背後的風險，則由主編和媒體平台通過嚴苛的自審機制來對沖。」潘毅說道。

對此，中國傳媒大學的傳播學者戴安分析認為，說得簡單一點，就是把風險提前處理掉，不讓問題在採訪中出現。通過將不確定性提前在採訪末梢進行過濾，新聞生產變得極度「可控」。他對《田間》說，「這種方式徹底壓縮了真實的表達空間。那些原本可能在編輯部內部產生爭議與討論的複雜真相，早在按下快門或開啟錄音筆的那一刻，就已經被有意識地排除在視線之外。」

在這種操作方式下，記者考慮的已不再是如何補充資訊，而是避免出現偏離預期的表達。哪些內容可以說、哪些不能說，往往在採訪前就已被劃定，能否順利播出也取決於是否落在這個範圍之內。

新聞原本依賴多元資訊的碰撞來接近事實，一旦表達被統一收束，觀眾面對的就不再是現實本身，而是經過篩選後的單一版本。

編採流程「腳本化」

隨著採訪前置控制的加強，中國現實環境下的受訪者在新聞中的角色也隨之發生變化。原本作為資訊提供者與觀點表達者的受訪者，逐漸被納入既定敘事之中，成為其中的一個環節，其表達空間明顯收窄。

多年來，關於中國官方媒體為受訪者預設回答內容（俗稱「對台詞」或「擺拍」）的情況，雖在官方層面不斷強調打擊虛假新聞，但圍繞採編過程「腳本化」的討論與質疑始終存在，亦頻頻引發公眾與國際媒體關注。

以2022年4月16日為例，央視《新聞聯播》曾報導上海在COVID-19疫情期間部分超市恢復營業，稱「物資一應俱全、供應正常」，但相關畫面隨後被網民質疑為臨時擺拍。對此，上海市委宣傳部回應稱，畫面拍攝於4月15日，地點為接近清零的金山區。但攝影師「費迪聞」隨後公開澄清，相關素材實為3月31日在楊浦區大潤發超市拍攝，央視未經授權使用其影像。

類似爭議並未止於個案。2025年12月10日，央視CCTV4頻道節目《國家記憶》播出的中國高鐵紀錄片第一集〈時代呼喚〉中，有四處鐵路架梁畫面被指使用人工智慧（AI）生成內容，其中兩處畫面右下角可見「豆包」水印。由於畫面細節明顯不符合實際施工邏輯，引發網民質疑。隨後，該集節目從官網下架，重新上線時已對相關畫面進行替換。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者郭亞軍對《田間》表示，這類現象反映的並非個別操作失範，而是新聞生產機制的整體調整。他說：「當受訪者的表達被提前納入可控範圍時，採訪就不再是獲取資訊的過程，而是對既定敘事的確認。媒體不再依賴現場生成內容，而是將不確定性轉移到採訪之前進行處理。」

郭亞軍指出，這種機制在短期內有助於降低輿情風險，但長期來看，將削弱新聞的基本功能：「新聞原本依賴多元資訊的碰撞來接近事實，一旦表達被統一收束，觀眾面對的就不再是現實本身，而是經過篩選後的單一版本。這種差異一旦被持續感知，信任就會逐步流失，媒體公信力也將進一步下降。」

記者角色的調整

在這一過程中，記者的角色同樣發生變化。面對前置控制與既定表達框架，記者不再只是資訊的發現者與敘事的構建者，也逐漸承擔起協調與控制風險的功能。

曾在安徽合肥廣播電台從事新聞工作的劉冬梅對《田間》說，從2023年開始，採訪前首先考慮的已不再是「要問什麼」，而是「什麼不能問」。「台裡有指示，採訪前的準備工作不只是查資料、設計問題，還要評估受訪者可能帶來的風險。最後我只能通過同學介紹找受訪者，找熟人來做採訪，因為關係還不錯，對方會直接跟我說，你要我怎麼說，我配合你。我當時其實挺尷尬的。」

劉冬梅表示，自己難以適應這種預設採訪結果的工作方式，在入職三個月後選擇離開記者崗位，轉入其他行業。

中國媒體對新聞採訪方式的轉變，也影響了記者對自身角色的認知。劉冬梅說，當她發現自己的採訪工作逐漸從「發現問題」轉向「處理風險」，已經決定離開：「外國、香港、台灣媒體，哪有像我們這樣做新聞的？只關注新聞可能給台裡的風險，不關注新聞價值。」

上述三位受訪者認為，當新聞審查制度深入到每一家媒體的操作層面，記者的專業能力也隨之重組，從內容導向轉為結構導向。在這一過程中，記者不再只是報導者，也成為新聞機制中的一個調節節點。其工作不僅是呈現現實，也包括確保表達不超出當局可接受的範圍。

敘事機制重組與邊界重塑

隨著採訪前置與角色轉變，新聞敘事本身也開始發生變化。內容的形成不再主要依賴現場互動，而更多建立在事先安排的框架之上，使整體表達更加穩定。

這次採訪中接觸到的中國新聞從業者、新聞教師以及媒體人，他們在各自的工作環境中，都提到一個相似情況：傳遞給讀者的資訊，往往已經帶有明確的立場與導向，部分讀者難以從報導中看到事件發展的完整過程，比如群體事件、報復社會事件。

劉冬梅說，對新聞與節目的內容設置，主管宣傳的部門通常會事先形成一套方案，媒體需依此執行。「新聞的『預設結構』早就存在，很多人已經習慣這種操作方式。不論是剛從新聞系畢業的新人，還是從業多年的記者，都在同一套方向之中工作。包括提問與回答，在採訪前就已經確定，採訪本身更多只是對既有內容的補充。」

當採訪內容在錄製前已被安排好，新聞的產生方式也隨之改變。很多資訊不再來自現場，記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對話，也更多是在重複既定內容。最終呈現出來的，往往只是已經被選擇過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