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當海外華文出版、作家、讀者成為彼此的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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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21

中國出版專題華文媒體

1990到2000年代，中國出版行業也曾迎來黃金時期，然而這近十多年，出版審查愈加緊縮，過去還能出版的書籍，一個命令就得撤下。隨著幾位出版人選擇離開中國，他們同時帶著多年來對出版的使命，在海外成立一人出版社，在出版自由的環境之下，將應該留住的思想與歷史，透過一本接著一本的作品，保留下來。這些看似單槍匹馬的出版工作，藉由作者、海外華人、國內讀者，甚至是台灣出版社的參與，正在連結、凝聚成一個更具體的社群。

填補敘事縫隙的價值──壹嘉出版

2013年，在移民美國的面談過程中，面試官問劉雁，離開中國後打算做什麼？她毫不猶豫地回說：「做自己的出版社。」

「確實是這麼想的，（從中國）出來以後繼續做出版，但（當時）沒想好具體怎麼做。」劉雁在中國出版業工作逾20年，最終選擇離開的理由很多，其中一個是感覺到出版業不斷在縮緊，比如說，90年代還能出的書，要再版時卻出不了了。

劉雁1993年研究所畢業後，就進到百花文藝出版社，一待就是15年。百花屬於天津出版傳媒集團，其股東為天津市文化體制改革和發展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劉雁在百花是「體制內」職位，享有等同公務員的工作福利。但在2008年，她毅然決然離開這個「金飯碗」，到北京加入新星出版社。

「這個辭職，我同時把金飯碗和安全網給辭掉了。」劉雁說，連朋友都調侃她，早十歲做這個選擇很正常，「可是妳現在40歲了啊。」

但劉雁想接受新的刺激和挑戰，比起百花，新星於2004年底成立，是相當年輕並且市場化的出版社。這一次的轉職，也顯露出她的興趣轉向。「進到新星前，我的興趣已經轉到歷史了。」劉雁在大學和研究所讀的都是中文，在百花的第一個職位也是文學雜誌編輯。轉向的起點，是因為社會上所發生的事，「發生了很多公共事件，不由自主地會去關心，關心之後，不由自主地想去了解為什麼。很多事需要到歷史中找答案，加上那段時間也有許多被遮蔽的歷史陸續被揭開。慢慢了解那些歷史，想挖得越深，想了解得更多，興趣就往歷史轉來了。」

在新星待了三年後，劉雁再到了商務印書館。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是新星的主要股東；中國國務院出資的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則是商務的母公司。她在這兩家出版社的職位都屬「體制外」。

「進到體制是很麻煩的一套程序，首先得把戶口從天津調到北京。」當商務印書館終於將調令辦下來，她已經決定要離開中國。

2015年，她在舊金山灣區創辦了壹嘉出版，名字來自於英文的「1 Plus」，指的是在作者的書稿上再「加一點」。劉雁在〈壹嘉誕生記〉文中寫道：「『加一點』並不簡單。從書稿的定位，到文字內容的編輯加工，合適的裝幀風格、呈現形式的選擇，到後期的上市鋪貨、營銷宣傳，每一樣都要耗費心力。」

壹嘉的重點書系之一是「壹嘉個人史」。這些來自親歷者的個人與家族故事，某種程度，實踐著探尋真相、填補現有敘事縫隙的重要歷史價值。除了中國重要知識分子的文集，壹嘉個人史書籍也涵蓋文革倖存者、抗戰老兵、逃港者的個人史。

「我看重的是，要把該留的留下來。」談起選書的原則，劉雁說，她不重文采，文字裡的歷史價值、思想價值，才是最重要的。

2021年出版的《尋找塵封的記憶》，正是記錄一段被人遺忘的民國空軍歷史。二戰期間，一批中華民國空軍飛到美國培訓，部分空軍在培訓期間不幸罹難，葬身美國，而他們的家人，多數終生未能獲知任何消息。

該書作者李安的二叔便是如此。李安年輕時赴加拿大留學，在美國工作臨近退休，才在德州軍人公墓找到自己的二叔，連同發現多個相同命運的墓碑。由此她開始蒐集史料，拼湊這些空軍的生命故事。《尋找塵封的記憶》榮獲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2022年度非虛構類最佳圖書榮譽奬。

2025年，壹嘉成立十週年之際，劉雁寫了一篇題為〈十年壹嘉，我們還剛剛開始〉的文章。文中，她提到對海外華人文化能量正在興起、凝聚，愈來愈多包括出版在內的人文場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壹嘉因此從孤軍奮戰走到友軍如林。

在一人出版的友軍行列中，有來自日本東京的讀道社與美國馬里蘭州的鹿津出版（Elk Publishing House）。

為簡體中文留存有價值的文本──讀道社

2021年，讀道社創辦人張適之舉家移居日本。在那之前，他同樣在北京出版業闖蕩20多年。離開的理由，一方面是隨著小孩長大，不願小孩卷在中國過度競爭的教育體制內。另一方面，壓抑的感覺總從四面八方而來，「在我們這個行業，這種壓抑是感覺得到的，並不是說工作多累，而是心特別累，要花許多時間去證明，這個東西是沒有問題的。特別不舒服。」

剛踏入出版業時，張適之任職於民營的圖書公司。國營出版社擁有書號，即出版權。至於圖書公司則是對市場的嗅覺極其敏銳，許多百萬暢銷書都來自民營圖書公司。張適之正好趕上黃金年代尾巴，經歷民營圖書公司極為活躍的時期。才過幾年，張適之便獲得投資方賞識，與他人共同創辦一間公司，由他擔任總編輯。

後來公司被出版社收購，原本期待能藉此擁有更多資源，讓公司發展更進一步，殊不知隨之來的是，國有單位的窠臼、僵化，還有人事鬥爭，一年時間，公司只出版過一本書，就倒閉了。這件事對張適之打擊頗大。他索性不再冒險，在大型出版集團旗下的一間出版社擔任副社長，安穩度日，直到決定離開中國。

剛到日本時，張適之滿是信心，打算進到日本出版業工作，「那時候我信心爆棚，覺得自己做出版挺厲害，也會行銷，特別雄心萬丈。」結果逛個書店，想與店員用日語交流都成問題，現實的巴掌來得快又準，讓他不得不放棄這個念頭。

「以我們在國內做暢銷書的經驗，得對這個社會有一定了解，知道某一群人是怎麼思考問題的，社會現在流行什麼話題和思潮。如果不了解，不可能做出好書來。」

直到2023年春季，研究當代中國的日本學者阿古智子，在東京大學舉辦一系列的華文講座，邀請許多中國學者、媒體人來演講。張適之幾乎場場報到，「我剛到北京時，做了一套特別有名的書《在北大聽講座》，那個時候我才20幾歲，等到我40幾歲，也跑到東大聽講座。很感慨，像生命的輪迴。以前是北漂，現在是東漂。」

偌大的講座廳裡，擠上300多人，張適之就這麼冒出一個念頭：「如果出一本『在東大聽講座』會怎麼樣呢？」就這麼有了重操舊業，做簡體中文出版的想法。

他將這個想法分享給著名歷史學家傅國涌，傅國涌以行動支持，將無法在中國國內再版的《去留之間》書稿，無償交給張適之──此書曾於2017年計畫再版，卻始終未獲得上級批准，當時的出版社已印好一萬本書，也只能化為紙漿──這成為讀道社出版的第一本作品「存001」。

讀道社的書都有編號，從2023年底成立至今已出版至「存011」。存，指的是「為簡體中文留存一些有價值的文本。」

「簡體中文這四個字，對我來說是又愛又恨。大陸有個詞叫語言腐敗，在大陸成長的人，在生活中都學會兩套語言，一套是檯面上的，很冠冕堂皇的話，一套是檯面下的。」簡體中文被貼上「不被信任」的負面標籤，但於此同時，每時每刻仍有數十億人使用這個語言。張適之同樣知道自己離不開簡體中文，笑說還是習慣讀橫向的簡體書，讀繁體書總漏行，「那與其去抱怨它，我不如去建設它。」

因為一本書而誕生──鹿津出版

在編輯書稿的過程中，鹿津出版創辦人廖平深刻體會到張適之所說「為簡體中文留存有價值的文本」那句話。在他看來，簡體中文長年遭到腐化，在不知不覺中留下敗壞的痕跡。「語言的腐敗是很要命的，會帶來一系列的敗壞。」能讀到這些作者的乾淨文字，對他而言是最有價值的事。「這些文字沒有受到污染，是乾淨的。找到沒有被敗壞的文字，留下一些東西，大概是我想實踐的。」

鹿津出版和讀道社同樣在2023年成立，取名為鹿津，單純因為廖平居住在馬里蘭郊區，一個名為鹿村的城鎮。

2014年移民美國的廖平，在個人X帳號上自稱「出版學徒工」，而在退休年紀辦出版，純粹因為一份書稿遞到他面前，他不得不負責。

「天安門母親」創始人丁子霖的先生蔣培坤，是廖平的研究所導師，兩人關係非常好。2013年，丁子霖開始手寫回憶錄，每寫一段，就拍照發給廖平，由他幫忙整理。前前後後寫了十年。2022年，廖平拿著稿子到處詢問出版社，也請朋友聯繫了台灣的出版社。

「後來想出這本書的只有一家，就是八旗文化。」他向《田間》表示，只是沒過多久，就傳出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李延賀）在中國被捕的消息，「不確定因素這麼多，這個事我必須做，後來想想，還是我自己來操作吧。」

相比於壹嘉和讀道社，鹿津更像是一個服務性質的出版平台，不負責積極聯繫作者、策劃選題等環節，而是提供專業編輯服務，尤其是為那些「因中國的出版審查而無法出版作品的作者」。所以鹿津成立至今的出版作品並不多，主要有野夫《故交半零落》北美版、沈志華《十字路口的選擇》，以及秦暉的《拯救德先生》上下冊。

賠錢還做不做？一人出版的難

創立11年來，壹嘉已經出版近120部作品。但就算逐漸打開知名度，獲得不少圖書獎，劉雁至今每週仍有兩天在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東亞研究所圖書館打工。是因為出版虧錢嗎？她笑笑地對《田間》表示：「老實說，這麼多年做下來，是虧的還是賺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是一個不會算帳的人，非常不適合做生意。我幾乎是憑一種本能，去做我覺得值得做的事。」劉雁說道。

海外市場與中國市場完全不同。壹嘉與鹿津皆採取「按需印刷」（Print on demand），即有讀者下單，才由當地進行印製與寄送。這麼做，能節省印刷及庫存成本。

讀道社採取的是批量印刷，但張適之坦言，仍要重新調整心態。過去在中國做暢銷書，加印都是五萬冊起跳，如今起印量是1000本，為了省下物流費用，張適之還得親自到印刷廠載書，自行送到各家書店。他坦言，經營的前半年，每天都在破產邊緣。

創辦讀道社之前，張適之請益過許多前輩，所有人都在勸退他，「小張你千萬別做。現在沒有人看書，華人更不看書，能賣掉一百冊就不錯了，這肯定賠錢。」若真賠錢還做不做？「我自問自答很多遍，最後給自己的答案是，賠錢也要做。」張適之知道，若沒去做，未來會後悔。

慶幸的是，如今讀道社不但沒有賠錢，前七本作品還都再版，「一開始想的是會賠錢，但現在沒有賠錢，還賺到（我個人的）工資。」

作者、出版社、志工與讀者

對劉雁來說，十年僅僅是個開始。2024年底，劉雁新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壹嘉人文學社」──藉由建立一個空間，讓各種可能在裡頭發生──她笑著說，可以將其看成是一場微型的、自治的文化實驗。因為出版社不是把書做出來就完成任務了，「它更像是一個開始，把作者送上新的旅途，讓更多圍繞著書的交流發生。」

2024年從波士頓搬到舊金山的Ｌ，同樣在灣區組織一個以矽谷華人為主的人文社團，就此認識了劉雁，彼此經常合作舉辦活動，「劉雁老師和壹嘉出版社所做的事情，為我們提供了非常好的活動素材和內容。」雙方近期的合作包括周游《喜相逢》和曲藝《與你同行2》的新書發表會。

1980年代出生的Ａ，在2025年一場活動上認識了劉雁，主動表示願意擔任壹嘉的志願者，「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相當於給我們留個文脈吧。」這一、二年，Ａ協助編輯了《北美中文作家作品選》、甫出版的陳平《勞教雜記》，還有即將重新出版的吳思《血酬定律》。

Ａ雖然所讀的專業是理科，但出生文人家庭，他的母親與劉雁有著共同朋友，他們長期向劉雁推薦書稿。小時候，家中書架上就擺著吳思的《潛規則》和《血酬定律》，「所以（過去）這是能出的啊。它從歷史角度去看產權結構不明晰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甚至都沒有提到中國政府的事情。」

Ａ不喜歡刻意給書（和出版社）貼上標籤，「有些人會覺得，這書在國內不能出，只能在這裡出，一定是一本反對的書。我沒有覺得，這些書都挺正常的。」Ａ認為，真正不正常的，是越來越縮緊且令人摸不透的審查環境。

目前在中國就讀法律系的大二學生Ｈ，高中時因為野夫《故交半零落》而成為讀道社的讀者。陸續讀了秦暉《娜拉出走之後》、吳思《頂殘》以及傅國涌的《在東京重造中國》。Ｈ也是這麼強調的，他並不是因為這些書在中國被禁止，出於獵奇或逆反心態而拾起書本，「我讀這些書，是因為它們本身就有價值」。而價值來自於真實。

採訪過程中，Ｈ不斷提起「真實」一詞。「最吸引我的是它的真實。真實的陳述，真實的精神，真實的思想。讀道社推出的每一個作者，都是在毫無保留的講真話，把自己內心的真實全盤播出。不是說他們講的一定是絕對的正確的，因為人文和社會科學本身就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但我想說的是，他們至少作者面對讀者，是沒有保留的。我們能在書裡面讀到現實的苟且，思想發生的那種掙扎，歷史的搖擺，不同人的不同選擇。不是一味的歌功頌德，也不是一味的批判，而是全面的呈現，真實是什麼樣的，當時的歷史是如何的，那時候的人們面對什麼樣的處境。」

張適之坦言，其實並不是這麼喜歡，媒體將他形容成對抗威權的英雄。「我不想做什麼反抗英雄，我只是一個出版人，想做我自己喜歡的書。」但他也不得不承認，2024年的一波媒體報導，讓更多人認識了讀道社。

所有事情，或許都是一體兩面。正因為中國的審查制度，反而讓讀者嗅覺極為敏銳，他們成為讀道社重要的支持力量，「一方面覺得自己幸運，一方面又覺得很悲哀啊。全靠對方的禁忌和管控，才給了我們一條活路。」若是沒這麼不自由，留在中國能擁有更廣闊的市場，但也正是因為不理想的現況，讀道社才有機會在東京發芽，長出小苗。

在2月初台北國際書展的飛地書店講座上，張適之不下數次稱自己是「最幸福的出版人」。讀道社所合作的傅國涌、秦暉、吳思等作者，都是對中國社會提出批判思考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著作多在中國受到出版限制。這是張適之過去在中國做出版，沒有機會接觸到的作者和經手出版的書籍。

讀道社也與台灣出版社合作，購買授權，將繁體中文的書籍做成簡體版本。關於《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一書的授權洽談，時任台灣聯經出版總編輯、現為有理文化創辦人的涂豐恩告訴《田間》，自己當時頗為驚訝，「過去來問簡體版授權的，都是來自中國的出版社。我不知道日本也有簡體中文的出版社。那時內部還討論了一下。不過這個主題在中國不太可能出版，就決定試試看。」

涂豐恩說，自己也受到張適之的啟發。2026年4月，有理文化出版漢學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的研究文集《中國威權之謎》，同樣是與一間位於美國的中國海外出版社「博登書屋」（Bouden House）授權合作。

出版自由的模樣

在日本生活20多年的Ｃ，一直是讀道社的忠實讀者，還因為讀了傅國涌的《去留之間》，開始在二手書店或網路上，蒐集多本傅國涌的舊作。

讀道社的忠實讀者Ｃ，在閱讀傅國涌《去留之間》之後，開始蒐集多本傅國涌的舊作。（Ｃ提供）

在疫情前，Ｃ並不特別關注社會議題。但疫情期間，Ｃ眼睜睜看著中國國內的家人被強制待在家，每日接受核酸檢查，不能選擇疫苗種類，而海外的朋友竟也贊成這種做法。漸漸地，Ｃ不知道如何與人談論事情。「我後來才知道那是政治抑鬱。」不管是東大講座還是讀道社的書，對他來說都像是「沙漠裡的綠洲」，「在這裡，可以獲得一些乾淨的水和空氣。」

讀得愈多，Ｃ愈感覺閱讀這些書籍的必要性。即便生活海外，許多中國人還是習慣微信，「無論肉身在哪，還是大一統在微信上面。」Ｃ表示，但凡開始有點問題意識，「就會發現，你的精神不能只棲居在上面。」閱讀，正是這趟自我啟蒙的必要途徑之一。

「如果沒有出版的自由，我們也沒有閱讀的自由。」Ｃ感激這些建設生態的行動者，「現在夜很黑，或者可以說更黑了，他們都是暗夜裡點燈、生火的人，借著這些光和熱，讓我走夜路可以找到多一些同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