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鄭嘉如控WSJ：法庭之外的香港媒體困境
我被《華爾街日報》解僱了。我感到震驚的是，我在記者協會新主席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宣佈自己被裁員，原因是我接下了擔任主席的工作。
2024年7月，鄭嘉如當選香港記者協會主席不足一個月，就遭到《華爾街日報》（WSJ）以「職位重組」為由解僱。鄭嘉如認為，她是因為參與記協而遭到解雇，私人刑事檢控僱主WSJ母公司 Dow Jones Publishing Co. (Asia), Inc. （道瓊斯） 兩項「阻止僱員參與工會」有關控罪。2026年9月10日，連任記協主席的鄭嘉如，發表的第一個公開聲明，是在法庭外向傳媒宣布該案件的判決結果。
本案中僱主阻止或阻嚇僱員參與工會活動屬刑事罪行，而香港九成以上的刑事案件均由執法機關調查並由律政司負責檢控，私人檢控非常罕見。此外，私人檢控面對的更現實門檻是，搜證權力受限和訴訟成本極高的問題，申訴人需自行承擔高額的律師費用及搜證開支，且若最終未能成功定罪有被法庭裁定濫用程序或被反訴誹謗。
2026年9月10日上午的香港東區法院，主任裁判官張志偉以和緩的語氣，在庭上用了三個半小時讀出長達100頁判詞。當裁判官做出最後宣判時，鄭嘉如沒有什麼特別表情，一聲「court」庭審結束，鄭嘉如與前來旁聽的朋友擁抱。
鄭嘉如在庭外感謝律師團隊協助，表示裁決確認香港市民有權利參與工會，成為工會職員。她重申，有關權利屬基本人權，僱主無權要求僱員向公司申請參與工會，正如僱主無權要僱員取得批准，才可參加宗教活動或生育。
她形容，判決結果「speak for itself」，但她仍然認為最理想做法，是由政府做出檢控。她表示，相比起由政府、律政司做出檢控，私人檢控者少了很多權利做調查和取證，希望勞工處未來更堅決、堅定打擊試圖打壓職工會的行為。
這場官司至今進行兩年三個月，橫跨她作為記協主席的兩個任期。法庭上，雙方圍繞跨國媒體解僱香港記者的爭議，在證據、動機和法律條文上反覆攻防。但在大量法律技術細節之外，一些真正重要的問題，卻難用法律語言說清楚──無論是辯方還是受訪者，都提到案件背後複雜的政治背景。
不得不走向私人刑事檢控
「我知道在香港，因僱員的工會崗位而將其解僱，是一種刑事罪行。我也知道這情況有時會發生，但僱主極少因此被追究責任。我知道行家（編按：香港記者自稱）很快便會得悉，我面對這樣的處境。作為一個捍衛記者權益的工會領袖，我覺得我必須採取行動，追究僱主的責任。這將為新聞業的僱主、以至香港所有僱主樹立一個先例，讓他們知道，不能因僱員的工會崗位而將其解僱，也不能阻止任何人參與工會活動。」
──鄭嘉如在法庭內的供詞
2024年11月，鄭嘉如正式向勞工處做出舉報。
「其實勞工處的人相當認真，當時派了四、五個人處理，在兩個星期內錄了三、四次口供。他們記錄得很詳細，逐句寫下，只要有修改就在旁邊簽名確認，就像警察錄口供一樣手寫，問得非常深入。」鄭嘉如說，整份口供有近20頁的手寫中文內容，她需要在每一頁的左下角簽名確認，任何內容修改處，也要簽名做數。共同簽署人包括作為調查主任的勞工處職員，以及作為見證人的勞工事務主任。
鄭嘉如稱讚勞工處職員對她的熱心，「哪份文件要遞交到哪裡、哪天要到勞資審裁處、什麼時候要約見調查科，還把相關負責人的聯絡方式都列給我。」當案件轉到調查科時，對方已經準備好所有資料，並已經研讀、掌握她的個案，已經初步框架。她說：「所以我當時滿懷希望，只不過不知道最後的檢控結果會如何。只可惜後來他們告知我律政司最終決定連檢控也不做，我當時確實感到有些失望。」
2024年12月20日，鄭嘉如收到來自勞工處處長的拒絕檢控信。
依照《僱傭條例》及《職工會條例》規定，打工仔的工會權益本應由勞工處作為法定執法機關，主動調查並提出檢控。但在鄭嘉如一案，勞工處始終未以執法者身分介入。鄭嘉如一方曾在庭上透露，律政司曾建議勞工處不予檢控。在香港法律體制中，律政司是刑事檢控的最高決策機關，所有執法部門的檢控權均須受其約束。
熟悉香港、加拿大兩地法律的 Charles 認為，律政司作為代表政府處理刑事程序的部門，在往常應當有兩把尺的考量標準，即案件符合「有合理勝算」與「符合公眾利益」。「但是無論是從當時鄭嘉如提供給勞工處的證供，還是從最終法庭結果來看，勞工處和律政司的不檢控決定都是值得質疑的。如果有人明顯觸犯法律，想不到有什麼公眾利益考量，很明顯律政司在這件事上，是不想介入的。」
本次案件的雙方，都非香港政府青睞之對象。記協被政府公開定性為「與『黑暴』同一陣線」的組織，長期受到政府和建制派輿論的壓力；而WSJ報導則多次被香港政府反駁，將其定性為帶有西方政治偏見、意圖「抹黑香港法治與自由」的偏頗外媒。
因此，律政司的不介入，反而成為一種特別的介入姿態。「如此一來，政府就留下一個空間既不主動起訴，又不直接出手接管干預，保持一種比較『中立』的態度：我不干預、不評論，我放手。」Charles解釋道。實際上，律政司拒絕檢控的內部決策無須向公眾交代，且極難透過司法覆核挑戰。
截至發稿，律政司未回覆《田間》針對本案的問詢。本文發布後不久，律政司回覆稱：「不評論個別案件。律政司就每宗案件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時，會考慮執法機關所提供的證據和適用法律進行客觀和專業的分析，並按《檢控守則》行事。一般而言，律政司會依據法律及《檢控守則》內的多項因素，決定是否接管私人檢控。」
2024年12月，鄭嘉如決定提出私人刑事檢控──這成為本案另一個在香港司法歷程中極度罕見的情形──律政司置身事外的曖昧立場，將爭取公義的龐大法律與財政負擔，完全轉嫁於當事個人。
一罪成、一罪脱
「我接納她的解釋，因為顯然第一控方證人（鄭嘉如）對於參選記協主席是否須事先尋求公司批准一事，持有不同的看法與態度。她的信念與她的行為具有一致性，即既未通知、亦不事先尋求批准，我接納這不涉及誠信問題。」
──鄭嘉如案裁決中，裁判官對鄭嘉如證言真實性的判斷
關於本案裁決，裁判官指出，被告要求僱員在參與工會前取得公司同意，是「經過計算的行為」，唯一合理推論是，阻止她行使參選記協主席之權利。至於鄭嘉如事後遭到解僱，法官認為，不能排除母公司基於「職位重組」裁員，裁定相關罪名不成立。
法庭上的攻防，主要圍繞《僱傭條例》第21B條的兩項規定展開：第一項是禁止僱主阻止或阻嚇僱員行使工會權利；第二項禁止僱主因僱員行使這些權利，而終止僱傭合約、予以懲罰或作出其他歧視。
鄭嘉如提出的私人檢控，控方須承擔極高的舉證責任。在無合理疑點（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刑事舉證標準下，鄭嘉如必須證明，資方解僱的唯一合理解釋，是為了報復或阻撓她參與工會。只要辯方提出的解僱理由具有合理可能性，控方就未能達到刑事檢控的舉證門檻。裁判官認為，公司以商業重組為由裁員符合「商業常識」，無法排除鄭嘉如是因為架構重組而失業的可能。而當「因參與工會被解僱」與「因公司重組遭裁員」兩種可能都存在時，法庭依法將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Charles指出，無論是刑事案件的高舉證門檻，還是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處理性別、殘疾等歧視申訴，資方只要提出業務重組、商業考量或員工表現等理由，都可能形成合理疑點，令申訴或檢控難以成立。
長期投身香港工會運動的Ａ接受《田間》採訪時表示，在香港，就工會歧視提出訴訟一直相當困難，主要原因正是難以證明僱主的解僱動機。他認為，第二條控罪入不入罪，取決於法官是否認為「職位重組」，足以構成一個合理疑點。基於工作考量，與《田間》協調後，Ａ以化名呈現。
根據資料，香港至今僅有十宗僱主涉嫌違反《僱傭條例》第21B條規定的個案提出檢控後，進入審理流程。其中有三宗成功定罪；五宗被法庭裁定未能無合理疑點證明僱主有罪；另有兩宗在提出檢控後，在律政司建議下不提證供起訴。
時隔20年的「歧視職工會」勝訴
普通市民有權就違法行為提出檢控，這項權利一直被恰當地稱為「針對權力機關怠慢或偏袒的一項寶貴的憲法保障」。
──香港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1998年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對私人檢控的評價。
香港首宗「歧視職工會」定罪案件，是2005年前英航工會主席吳敏兒訴英航案。當時，吳敏兒因代表工會就公司勞資糾紛向傳媒發言，遭英航發出警告信，並接受為期一年的非正式工作表現監察。她其後以個人名義入稟，控告英航歧視職工會，英航認罪，被判罰款5000港元。Ａ當年也在法庭上旁聽，他記得，案件證供清楚呈現資方如何因吳敏兒代表工會發言而對她作出懲戒。
同年，香港食環署外判商惠康清潔滅蟲有限公司，也因打壓參加工會活動的員工及未給予休息日，被勞工處刑事檢控。法院裁定公司「歧視職工會」罪成。時任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張建宗稱「判決帶來正面的信息」。
不過，這個「正面信息」並未延續。相同法條下，再次出現勝訴，已是20多年後的鄭嘉如案。
「在我的經驗中，歧視工會的案件本身就不常見，有如此具體地，能夠直接顯示到僱主或僱主代表向工人直接施壓，要求不要參加工會、不要參選（主席）的就更少了…… 作為僱員，她能如此詳盡地收集與僱主的對話，（維權的意識）是好了不起的。」Ａ肯定地表示：「兩條罪入到一條也是入罪啊！以私人檢控來說，走到證明第一條罪無合理疑點這一步，實在不容易了。」
事實上，裁判官在判決中高度接納鄭嘉如的個人可信度及證供真實性，雙方的分歧主要落在刑事案件的舉證標準，即是否已達到排除合理疑點。
Charles同樣認為，鄭嘉如一案在當下時空具有積極意義：它明確說明，僱主不能以附加條件限制員工參與職工會，這超出法律容許的界線。
從案件本身來看，控辯雙方都以高度專業、技術性的方式處理爭議，將事件聚焦在勞資糾紛與法律責任上。但法庭之外，其實仍有更多問題值得追問。
記者遭針對、記協被污名化
辯方律師：鄭女士，你是否同意，即使在你參選記協時的2024年，記協就已經被描述為無公信力、缺乏認受性和代表性的組織？
鄭嘉如：是的。
辯方律師：而且被形容為可鄙（despicable）的組織？
鄭嘉如：我不記得有媒體這麼說過。
辯方律師：外界有指控稱記協涉及政治操控。
鄭嘉如：我承認有這樣的指控，但這是不實的。
──2025年12月23日的法庭上，鄭嘉如親自作供，接受辯方資深大律師蔡一鳴盤問。
代理WSJ母公司的辯方引述了香港親建制媒體《文匯報》2024年的報導，指記者新一屆執委大多為外媒記者，幾乎沒有來自本地主流媒體的成員，缺乏認受性。
這是本次庭審中罕見將記協面對的外部壓力帶進法庭辯論的時刻，為的是將記協判斷成「具爭議性的組織」，辯方律師甚至使用可鄙（despicable）一詞提問。
法庭無需要判斷記協是否「可鄙」，辯方律師引用《文匯報》也不過是一種針對控方的辯護策略。但這個引用，卻讓法庭之外的政治背景，短暫進入了審訊。
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香港記協便因堅持維護新聞自由，被官方和建制派報章持續點名。到了2024年，針對香港新聞界的滋擾、恐嚇更趨系統化。根據記協統計，2024年6月至9月，至少有十多家獨立及主流媒體的記者、獨立報導者以及記協執委會成員遭受滋擾。
在現實層面，滋擾者會向記者家人任職的機構、房東、子女就讀的學校，甚至合作的NGO寄發大量匿名電子郵件和實體信件，內容充滿威脅與虛假指控；在網絡層面，社交媒體平台如則出現多個針對記者的匿名帳號，公開記者及其家人的照片、身分證字號、住址等私密個人資料，並輔以帶有仇恨與暴力暗示的言論。
作為香港僅存的獨立新聞工會，記協及其新任領導層成為這場風暴的風口浪尖。記協主席鄭嘉如及多名執行委員均收到不同程度的恐嚇信件與威脅。
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當前系統性滋擾是繼《香港國安法》及《基本法》23條立法後，對新聞從業員實質生存環境的又一重創。
香港外國記者會2023年的調查顯示，近七成受訪記者曾進行自我審查，83%認為香港的新聞工作環境有所惡化。無國界記者（RSF）公布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顯示，香港排名從20年前的第18位，2026年大幅滑落至第140位。
香港新聞自由價值不再
「香港並非一個中立的地方，它並非一個新聞自由已經穩固確立的地方 —— 不像美國、歐洲或其他國家，新聞自由在那些地方是一項確立已久的原則。在香港，新聞自由正受到攻擊，而我們同時也在報道這情況。所以這構成一種角色衝突，是我們無法拆解、無法分割的 —— 即使你不再負責採訪香港新聞。我們的駐港記者在香港採訪、報道的，正正就是這些議題 —— 所以這構成了一種衝突。」
──2024年6月17日，《華爾街日報》亞洲編輯 Deborah Ball 在電話中向鄭嘉如說的話。
「我不必多說你也知道，香港記者目前的處境是充滿爭議性的。記協（對香港的新聞自由）採取了的堅定立場，我們在內部或許欽佩這一點，也可能贊同它，但他們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中處於極度暴露的位置。所以（參選主席）當然是你必須事先尋求批准的事情，因為你將成為在香港倡導新聞自由的那個人。」
──2024年7月17日，《華爾街日報》亞洲編輯 Deborah Ball 在電話中向鄭嘉如說的話。
2020年《香港國安法》生效以來，媒體所面對的壓力、決策考量乃至自我審查從來不為外人所知，鄭嘉如案庭審中所出現的對話，成為管窺媒體高層決策和施壓的一個罕見例證。
曾在香港工作的國際媒體記者Ｌ對WSJ的解釋不以為然。他承認當下香港記者確實面對一系列風險，但是WSJ的編輯剛剛調到亞洲，對香港當地的情況陌生。而且在跨國溝通的狀態下，前線記者對本地情勢判斷和安全評估，和遠方的編輯、管理層有很大的出入。基於工作考量，與《田間》協調後，Ｌ以化名呈現。
「面對爭議性問題，編輯部高層應該去思考究竟最差的狀況是什麼，是不是有人競選（記協）主席，（這個媒體）就會成為下一個《蘋果日報》？（如果是，）那麼我一定會攔著你。」Ｌ認為，就算記協處在風口浪尖，媒體主管仍應該要更細緻的評估風險和推演，「誰都知道有風險啊，但這個風險到底到有多大？我不確定他們有做過這樣的評估。」
「作為負責人，他們過多考慮都是公司一方的安全風險，甚至沒有考慮對公司聲譽所造成的風險。他們低估公司聲譽風險的原因，一是不了解當下中國香港的治理邏輯，二是不了解鄭嘉如參選記協在香港的意義是什麼。」Ｌ說：「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我的香港員工一定要這樣做。」
Ｌ認為，WSJ並不想外界認為他們對香港的管治做出妥協，但最終決定卻是短視地將自己的記者解僱，「記者們每天從早到晚都在努力揭露這些虛偽的東西，如今自己公司卻在玩相同的一套。」
我相信香港記協和道瓊斯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在全球範圍內支持新聞自由並保護記者權益。我在《華爾街日報》編輯部裡踐行這一目標，正如我在工作之外的個人生命中亦是如此。
──2024年6月20日鄭嘉如給 Deborah Ball 的回覆內容。
2024年7月17日，鄭嘉如最後一次走出WSJ香港辦公室時，《法新社》記者 Holmes Chan 拍下一張意味深長的照片，鄭嘉如站在電梯大堂──與她同公司同事 Evan Gershkovich 肖像隔著分社玻璃門遙遙相望。
同樣是2024年，Evan Gershkovich以間諜罪被俄羅斯法院判處16年有期徒刑，隨後他在美俄換囚行動中獲釋，共經歷了500天的監禁歲月。2023年10月，鄭嘉如還與WSJ同事一起參加了在維多利亞港旁舉行的「為Evan而跑」（Run for Evan）的聲援活動──Evan Gershkovich在WSJ和美國政府的努力下獲釋，鄭嘉如卻不得不與公司對簿公堂。
Ｌ也提到了 Evan Gershkovich 事件，他認為，WSJ為 Evan 爭取新聞自由的立場「一點也沒錯」，公司最終也以此為榮；但在鄭嘉如事件中，卻選擇了完全不同的做法。「當風險已經發生、不得不處理的時候，我們表現得很有原則。但在事情發生之前，管理層把風險放在第一位，那過去所說的原則，到底什麼時候是真的？什麼時候又可以放在第二位？」
「當然，只談原則、不談風險是幼稚的。但鄭嘉如這件事，最後一定要以這麼難看的方式收場嗎？難道沒有其他可能性嗎？」
香港媒體的「去風險化」
「BBC香港辦公室在2024年亦曾向最少兩名員工施壓叫他們不要參加記協執委會，最近該辦公室有五人被裁員，有人面對長期辦公室霸凌，裁員時更被要求簽署不平等的裁員協議，令他們無法向工會或法律代表取得專業意見。」
──2026年9月10日宣判後鄭嘉如在法院外的陳詞
法院判決後，鄭嘉如面對媒體的陳詞中，有個與案情不直接相關，卻在媒體報導中幾乎被忽略的內容：她點名英國廣播公司（BBC）在2024年的施壓與長期的辦公室霸凌問題。某種程度來說，BBC記者在2024年所經歷的，與鄭嘉如在WSJ所遭受來自編輯部的威脅相同。這也意味著，「內部施壓」在香港媒體界絕非個例。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接受《田間》採訪時指出，當前香港不論是本地媒體、外國媒體還是其他機構，都面臨強烈的「去風險化」（De-risking）需求，這種對法律風險的強烈關注，已經改變新聞機構的運營原則。
由於國安法界線仍不清晰，機構將規避法律風險視為首要考量。「很多事情機構不清楚是否有法律風險。那麼今時今日一個負責的法律意見是怎樣的呢？往往會叫你不做，如果你去做我沒辦法告訴你沒有風險。」李立峯直言，這最終形成一種既然不能確定風險就索性不做的處理邏輯，「就好像香港官方講明不會列出禁書名單，鄧炳強談書店的風險：你開書店斷定不到那本書涉及煽動，那你就不要賣。」
李立峯觀察道，過往機構多尊重員工個人的外部活動、個人參與；如今因為大機構的去風險化考量，若評估員工的外部參與可能為機構帶來「不必要的法律或政治風險」，便傾向進行干預或限制。
對於鄭嘉如一案，李立峯坦言，機構在做出相關決策時，絕不會承認是「政治決定」，會透過一套完整的行政或商業理由進行合法包裝。在這種包裝下，外人極難在法律上直接舉證其背後的真實意圖。
「站在新聞專業與原則立場，媒體縱然出於考量進行內部勸喻，也絕不應禁止員工參與行業組織（工會）。若此邏輯成立，參與親建制的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NEA）等其他行業組織的新聞主管與從業員，是否也同樣被視為失去中立性？」李立峯說。
事實上，新聞界對利益衝突早已有一套基本且成熟的常規處理機制，比如避免讓擔任記協幹部的記者，採訪與記協直接相關的新聞，「資方捨棄最基本的避嫌機制，直接以『維護中立』為由，禁止員工參與工會甚至將其解僱，在行業邏輯上完全站不住腳。」
身處困境仍堅持的記協與記者
「對這座城市身處困境的記者而言，捍衛新聞自由已成為一場雙線的作戰：一邊是對抗日益威權的政府，另一邊則是對抗他們的僱主，那個位於西方、名義上奉行自由主義理念的僱主。」
──兩面夾擊（Fighting on Two Fronts）是中國傳媒研究計劃（CMP）前主編Ryan Ho Kilpatrick用以形容當下香港媒體記者所面對的狀況。
2026年8月7日，香港記協換屆選舉前夕，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質疑稱「連一個香港主流傳媒嘅人都冇 」，指記協是無認受性、無公信力的團體，又形容記協不公布參選人名和選舉後不公布當選名單是「黑箱作業 」。
其實，2019年香港爆發抗議活動時，WSJ與其他外國新聞機構都曾鼓勵記者加入記協。WSJ記者當時並沒有記者證，街頭採訪也可能面臨危險，而申請記協記者證，是當時能獲警方接受的身分證明之一。
但到了2021年，《大公報》刊登〈深扒｜記協是一個怎麼樣的組織？〉一文，以大量四字成語形容記協「惡行纍纍，罄竹難書」，並稱「說穿了，記協早已淪為一個反中亂港組織」。鄧炳強也曾批評記協政治掛帥、滲透校園、拉攏「學生記者」入會，有違專業，並質疑其代表性。此後，每逢記協召開記者會或舉行換屆選舉，類似指控便會在建制派輿論中再次出現。
不過就算記協維護新聞自由的立場，使其承受巨大壓力，但它作為工會，長期將維護記者權益放在核心，也盡量與具體政治行動保持距離，使其仍能在輿論壓力與滋擾下維持運作。
香港資深調查記者、也是記協會員的陳子僑表示，對記者而言，記協最重要的是它的工會屬性。基於工作考量，與《田間》協調後，陳子僑為化名呈現。
「自2020年之後，政府人員、新聞機構與大專院校對『記協』裡裡外外的惡名化，已經達到不能挽救的地步。就算沒有鄭主席的案件，主流媒體對記者參加記協、擔任執委，已經施以壓力，或向記者『照肺』（談話），作出勸喻或勸阻。我亦曾聽過一位經歷者講，有大學新聞系教授及教職員向參與記協事務的畢業生作出『警告』，叫他『唔好惹事』，盡量遠離記協。」
他認為，如果記者沒有一個可以信任的工會保護，只能「單打獨鬥」。當記者被當權者或商人控告，最終可能只能獨自承受法律風險，而這也可能達到當權者希望壓縮調查報導的效果。「當下記者或新聞機構也好清楚，只要跟著政府的新聞記招或新聞議題，按著『既定軌跡』去訪問，其實法律風險不大。如果進一步去查冊、靠線人拿材料，甚至放蛇，挑戰這個軌道，因報道惹來煽動或誹謗罪名的機會會大增。」
陳子僑說：「2020年至2026年間，調查新聞斷崖式下跌，你就知道工會對記者的保障有多重要。行內不提太多，不代表這不是事實。有工會保障，至少對我而言，我會感到有安全感。」
誰來保障香港記者勞權？
法律專家 Charles 坦言，這場官司的結果對年輕新聞工作者而言，恐怕帶來的是更深層的寒蟬效應。當爭取最基礎的工會人權，必須由勞工自己承擔龐大的金錢與心力代價時，未來的記者在面對雇主或打壓時，卻有可能難以獲得政府支援時，「如鄭嘉如在法庭外所問，這真的是彰顯了司法公義嗎？還是進一步讓有志為新聞自由發聲的人卻步？」Charles拋出了這個沉重的疑問。
這或許是場一言難盡的慘勝。寫在《僱傭條例》裡的保障，究竟是具備實質阻嚇力的法律，還是僅存於紙面上的條款？當勞工處不檢控、律政司不介入，私人檢控這條道路又面對資金的現實門檻時，香港的勞工與新聞從業者，又應該怎麼辦？
記者會結束後，鄭嘉如獨自在大風中離去。這應該是鄭嘉如最後一年做記協主席，她期望自己接下來能多做一些勞工權益方面的事務。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