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化身、臥底採訪前的考量

2026年7月，台灣獨立媒體《報導者》（The Reporter）刊出非法跨境器官移植的調查專題，除了六篇系列報導，另有一篇關於這次調查的採訪方法與倫理說明，解釋為什麼這次會使用化身採訪，以及遵守哪些化身採訪的原則。

《報導者》過去經常使用「蹲點」方式，隱身網路社團和特定群組中，藉此找出潛在受訪者。不過，使用化身採訪，並且在過程中進行秘密攝影，這是第一次。

「我自己（新聞）工作經歷30年，我有做過臥底（化身採訪），但沒有用過密錄器。」《報導者》總編輯方德琳坦言，當初記者提出使用密錄器時，下決定之前，她做了許多功課，分成法律風險和報導倫理兩方面，請教了多位律師、新聞學者。

會這麼謹慎，是因為在台灣，極少媒體採取此方式調查採訪，且在全球新聞圈，相關新聞倫理爭議始終存在。

2014年第13屆卓越新聞獎的平面類調查報導獎項，本被高度期待有望獲獎的入圍作品，是《蘋果日報》（Apple Daily）的〈灌水牛肉真相調查報導〉。在報導採訪過程中，記者以工人身分進行臥底，且未向受訪者表明身分。評審委員肯定該作品的揭弊力道，但考量涉及新聞倫理風險，最終決定該屆調查報導獎從缺。

在華文語境下，「化身採訪」與「臥底採訪」有所區別，後者通常指以假冒身分潛入受調查對象所屬的組織。

《田間》採訪該屆委員之一、2026年初甫退休的台大新聞所教授林照真，她解釋，化身採訪分為「消極化身」和「積極化身」，消極化身指的是記者化身成消費者、學生機長等一般人身分，進行基礎資料收集；積極化身則通常需要較長時間與受訪者互動，並經常伴隨偷拍偷錄等行為。過程中，記者需要時刻擔心身分暴露，而受訪者在不知情下，則未能意識到自我保護。對雙方而言，都屬不利之手段。

她強調，化身採訪是因議題重要的調查報導而生，是確定在『沒有其他方法獲得真相』而不得不採取的方式，「然而，即使調查報導有了事實上的突破，記者仍要為化身採訪的倫理爭議負責。」

在確定執行化身、密錄採訪之前，方德琳已先將相關資料，提供給《報導者》核心領導小組，共同評估化身採訪的必要性及風險程度。中國傳媒大學退休教師王祥指出，編輯台需要在事前評估的內容包括：事件是否涉及公共利益、秘密採訪是否有其必要、手段是否超過合理範圍、所取得的材料能否核實，以及是否會侵犯個人隱私、商業秘密或其他合法權益等等。

化身、臥底採訪必要條件：公共利益

同樣是在採訪執行前，方德琳已決定撰寫一篇倫理說明，「因為在新聞圈，大家認為這是比較極端的手法，我覺得有必要向讀者說明，為什麼《報導者》使用這個手段。」在該文中，《報導者》列出這次化身採訪團隊所遵守的原則，包括不參與或促成器官移植交易、不誘導犯罪，並以最小必要程度進行化身採訪。

談及採取化身採訪的界線，前《南方都市報》調查記者方先生同樣認為，記者不能誘導對方犯罪，也不能為了獲得材料而設局製造事件，或損害無關人員的權益。基於安全考量，與《田間》協調後，受訪的王祥、方先生均為化名。

王祥另提到，支付費用給協助採訪的人員或其他消息人士，這與化身、臥底採訪本身是否合乎規範是兩個問題。「如果相關款項是為了換取線索、特定說法或內部材料，就可能構成利益交換，材料的可信度也會受到影響。即使把這筆錢說成買菸、請吃飯或支付勞務費，也不能改變它的實際用途。但在現實中，調查記者一般會這麼做。」

香港獨立記者鄭嘉如也表示，進行化身採訪前，必須謹慎評估報導是否具有足夠的公共利益。她以過去的採訪經驗為例，她曾佯裝成一般市民，到一間成人教育機構查詢課程並參加入學考試，藉此揭露該學院為招生牟利，對考生刻意「放水」；另一次則以秘密錄影方式，調查一間監獄的軍裝職員集體造假體能測試。

相較於後者，鄭嘉如認為前者的公共利益有限，更接近商業欺詐，以消費者身分進行化身採訪，確實帶有誤導性，「deception程度挺高的。」她說，若重新處理這題報導，自己或許不會再採取這種方式。

不過，就她觀察，許多香港媒體使用化身採訪，並非為了公眾利益，只是因為方便行事，而這可能帶來嚴重後果。鄭嘉如提醒道：「如果太濫用、隨便使用臥底或秘密採訪，沒有仔細思考適不適合的話，其實是很破壞公眾與媒體之間的信任，很容易給受訪對象一個理由去指控媒體（誤導），造成媒體沒有信用的形象。」

化身採訪倫理，各地標準不同

馬來西亞獨立媒體《當今大馬》（Malaysiakini）的資深調查記者 B Nantha Kumar 認為，化身、臥底採訪或秘密錄音是高度主觀的議題，所涉及的新聞倫理，因各個國家的情境脈絡不同而有差異。馬來西亞法律規定（也是普遍社會共識），包括記者在內的任何人，在事主不知情情況下進行錄音，屬於違法行為。因此，在馬來西亞使用此採訪方式，特別是關於政府機構貪污、瀆職的調查報導，往往會被質疑是非法取得資料及相關說法。

B Nantha Kumar 舉例，馬來西亞法律嚴格禁止任何人，包括記者，在機場移民查驗櫃台進行錄音。「如果一名記者打算報導涉及機場移民官員、走私外國人士的犯罪集團，那麼錄音證據就是必要的。我認為這在倫理上是可以被接受的。」他曾多次調查吉隆坡國際機場的移民犯罪集團，揭露移民官員涉嫌協助外國人士非法出入境。

不過，這種採訪手段伴隨風險。B Nantha Kumar 曾遭馬來西亞反貪腐委員會（MACC）拘留，警方搜查其住家，並面臨數十起針對他的報案。

在 B Nantha Kumar 被捕後，《當今大馬》董事會對此承諾，將會重新檢視《當今大馬》編輯台的調查報導規範。他坦言，他的編輯顧及人身安全，通常不允許使用臥底採訪，不過直到現在，他仍會使用這種方式，「我總是會讓編輯知道我正在調查什麼，但我很少透露自己具體採用什麼調查方法。」

近年，馬來西亞媒體圈確實討論過限制記者秘密錄音。據 B Nantha Kumar 所知，2025年的馬來西亞媒體理事會（MMM）年度會員大會，曾提出相關決議，但遭到包括《當今大馬》記者在內的媒體工作者強烈反對，最終撤回。

來自迦納的調查記者 Anas Aremeyaw Anas 曾在受訪時直言：「西方的新聞標準，並不適用於非洲。」（The Western standards are not working）他強調，自己的新聞工作是來自「自己所處社會的產物」。

揭露記者身分也要看狀況

在揭露記者身分部分，多數受訪記者都同意必須給予受訪對象回應的機會。方德琳提到，過去《報導者》記者在揭露身分後，對方表示不能引用其所說的話，基於尊重就不會採用，「但是這個案例一開始，我就確定跟對方揭露記者身分的時候，就要跟對方說我一定會用（化身採訪內容）」，並問對方是否要給予回應和補充說明。她坦言，以此方式進行調查、採訪，之後向對方揭露記者身分，自己其實有些愧疚感，但此議題涉及公共利益，必須要揭露。

方先生與王祥均稱，化身、臥底採訪結書後，不一定要立刻向對方表明記者身分，因為要看採訪對象及現場情況。「如果公開身分可能導致政治被銷毀、消息來源遭報復，或給記者帶來人生安全風險，記者未必會當場說明身分。」方先生表示。

他們也都說，在報導發布前，報社通常會盡可能聯繫化身、臥底時的採訪對象，核實內容並給對方回應的機會。王祥提到，若向讀者採訪方式，也不能暴露消息來源和具體調查方法。方先生稱：「對於幫助調查的內部消息人士，未經本人同意，報社不會公開他的身分。」

B Nantha Kumar 告訴《田間》，若受訪者是被調查的對象，自己不會揭露記者身分，且在臥底採訪後揭露身分，對自身安全會帶來風險。「對我而言，最佳方式是在報導刊出前，給被調查的一方回應的權利。」

他也強調，自己做的臥底調查通常是要取得政府資料，而政府部門幾乎不會有回應，使得記者很難說服編輯台發布相關調查報導。「（但）身為記者，我已準備好全力協助區域記者，這樣我們才能自由地做我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