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性犯罪事件的基本原則

禁止公開足以辨識被害者／倖存者身分的資訊，是媒體報導重大案件，尤其是針對性犯罪事件的基本守則，這麼做主要是為了避免二次傷害。但「足以辨識身分」的資訊，不是只有個人基本資料，報導中提及的各種細節，包括犯案過程、相關人事物的物理特徵等等，都可能不小心讓被害者／倖存者被其生活圈的相關人猜測出來，光是這樣的恐懼已經對他們造成二次傷害。

而媒體將犯案細節都寫出來，或許是基於讓大眾防範相同犯罪手法的想法，但又可能引起模仿的負面效果。這也正是這類新聞不容易處理的原因之一。

對於媒體該如何適當報導性犯罪事件，一直是學者和民間機構關注的議題。中文媒體近來有關德國華人迷姦案的報導內容，讓此議題在社群平台上，再次引起討論和重視。

該案是數名住在德國的中國男性，透過Telegram群組交流迷姦女性的犯罪手法，被害者多為旅居德國的中國女性。這些加害者自2024年陸續在不同城市被捕，德國各地法院於2026年2月起開庭審理，引起海內外中國社群高度關注。

長期研究數位性暴力的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方念萱接受《田間》採訪時強調，報導犯罪事件，重點不是如何去道德化，而是幫助讀者在閱讀的過程，去理解這件事之所以違常、為何構成侵犯的意涵。不能總是讓報導中的法律相關內容，停留在不得不提的公式性描述，例如只是在報導最後放上警語。

此外，部分華文媒體在報導此案時，把起訴書和判決書紀錄的犯案內容，相當詳細地寫進報導，包括加害者在群組內的對話、使用的藥物種類和劑量。

方念萱對此表示，雖然判決書對記者來說是很好用的資料庫，但它的閱讀用途與報導不同。當記者照抄判決書，或者從中挑出最聳動的素材當作標題，都是在錯誤且有毒地餵養讀者，「我們很習慣用一種看某種情色文的方式在看性暴力的新聞。」

方念萱也強調，這類報導所應該遵循的「以被害者為中心」原則，不是單純地讓他們接受採訪，這類報導往往遇到被害者不言的情況。她建議，記者應該多從過去這類案例，去了解被害者的處境。

她也以這次事件說明，事件裡的加害人與被害人，在犯罪過程處於一對一關係，這恐怕造成外界有「譴責被害人」的解讀空間。因此她強調，記者要有意識地「去抗拒那個不需要採訪就已經深植人心的故事腳本」，許多社會存在已久的慣性詮釋框架，例如完美被害人，都可能是造成二度傷害的敘事陷阱。

台灣目前有關報導性犯罪的指引，主要是衛生福利部發布的《媒體報導兒少及性暴力事件指引》，法院並無相關指引。方念萱認為，在第一線的年輕記者已經愈來愈有這方面的意識，而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應是最適合制定相關指引的單位。

台灣的婦女救援基金會（婦援會）執行長杜瑛秋告訴《田間》，衛福部2024年曾委託民間團體，召開討論媒體報導指引的會議，自己也參與其中。她指出，婦援會近年在倡議判決書要隱匿足以辨識被害者／倖存者的資訊，且起訴書不要上網公開。因起訴書是給法官和當事人看的，為了作為判決的依據，內容和證據會很詳細。

杜瑛秋稱，婦援會同樣主張判決書不要寫出詳細案情，但要把法官量刑原因寫完整。「我自己發現，判決書犯罪手法太過詳細，不僅增加被害者被搜索的機會，容易被辨識出，造成二度或多度創傷。」她提到，現在很多媒體會看判決書內容，而要做到預警並防止模仿犯罪，判決書中的犯罪手法簡單寫即可，讓民眾有所留意。

香港的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ACSVAW）在2025年推出《報導性暴力的傳媒指南》，其引入「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的視角，期望能減少新聞採訪及報導對受害人的二次傷害，並避免加深社會的性暴力迷思。

ACSVAW強調，性犯罪報導難以用一刀切的硬性規定一概而論，而是需要新聞工作者依不同案件調整，並在「傳遞必要資訊」與「減少負面影響」之間尋求平衡。

ACSVAW建議以下原則：

如果媒體的編輯團隊難以抉擇，ACSVAW建議可自我詢問以下問題，包括報導意圖、有無更安全的替代寫法、假設自己是被害人會有何感受，以及報導會對社會帶來什麼影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