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讓LGBT+被看見：曾經的中國彩虹媒體獎

2026年5月17日「國際不再恐同日」這天，英國駐華大使館在微博和微信發布《彩虹還會回來嗎？》（Is the rainbow over?）貼文，回顧過去近30年間，中國LGBT+環境發展狀況。此貼文隨即受到關注，在微信上的點閱數是「10萬+」，這是微信閱讀量的顯示上限。

可惜該貼文中，遺漏了中國首個評選媒體有關LGBT+議題報導的「中國彩虹媒體獎」（China Rainbow Media Awards）。

該獎創立於2011年，旨在肯定為LGBT+議題發聲的人士和媒體報導，並於2012年開始發布年度媒體監測報告。雖然最近一次頒獎活動停在2019年，但監測報告持續發布至今，2025年度彩虹媒體監測報告在5月17日發布。

積極與媒體記者合作

「我覺得在2019年前後，最大的變化和目標是與記者的合作關係。」中國彩虹媒體獎創辦人之一的小剛告訴《田間》，該獎是非政府組織（NGO）性質的活動，過去能主動和主流媒體記者合作。

他表示，由於當時中國的LGBT+人士都在想還有哪些方式能拓展活動，「媒體當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考量像是美國「反詆毀同性戀聯盟」（GLAAD）等LGBT+組織也做媒體監測，且與政府、社會對話也需要數據資料為依據，因此他們決定發布媒體監測報告。

小剛回憶道，中國彩虹媒體獎創辦初期，媒體上有關LGBT+的報導負面偏多，容易把LGBT+和怪異、危險、犯罪等印象做連結，但在2015、2016年出現很大的變化，不只是LGBT+相關的議題報導數量增加，從權益視角出發的報導也變多，聲音也走向多元，「包括有一些跨性別，甚至有一些間性人（雙性人）的聲音，都被慢慢地呈現出來。」

LGBT+社群組織者苗燕自2015年開始參與中國彩虹媒體獎作業。他表示，當時是以提升LGBT+議題能見度的想法來推動相關工作，並協助NGO與媒體打交道。彩虹媒體獎居中讓媒體更加了解LGBT+群體，也讓這些NGO知道媒體需求。「當記者來採訪的時候，他們（NGO）總是習慣講很多理念上的東西，但更主要的是要當事人或社群組織者，怎樣去講一個故事。」

「2018年前的十年期間，中國的媒體環境相對比較好。」苗燕提到，LGBT+在那時期更像是文化議題，也沒有組織規模很大的社會運動，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當時有很多媒體願意、想要報導這類議題。」但他也說，對基本概念有些不理解，以及帶有成見，都是早期媒體報導LGBT+議題時的問題。

提供討論空間的記者工作坊

除了促進NGO和媒體間的溝通，中國彩虹媒體獎也舉辦針對新聞工作者的培訓工作坊。「我們在批評（媒體問題）的同時，也要做一些建設性的事情。」小剛說，起初是想把對LGBT+群體較為友善、想寫好相關報導的記者聚在一起，因此2012年在廣州有了首次的工作坊。

苗燕說，這樣的工作坊過往每年會有兩回，一次是在中國彩虹媒體獎項頒獎前，讓出席頒獎活動的記者參與，另一次則是針對想報導LGBT+議題的記者。

小剛觀察，「這（記者培訓）對後期影響特別大，等於說每年都在建立友好記者網絡…… 不光是在大城市，也有三線城市」。有些參加培訓的人成為種子般的角色，之後也在自己所在的地方推動相關活動。

他表示，培訓內容會先讓參與者對LGBT+議題有個基本認知，並找相關領域專家來分享，普及相關知識。另外，也會找LGBT+事件當事人來說自己的故事，以及寫過LGBT+議題相關報導的記者分享經驗，例如製作過程中遇到哪些問題、如何應對高層要求和審查狀況等等。

藉由這些培訓工作坊，當時中國媒體報導LGBT+議題的數量逐漸增加，但在2018、2019年後卻開始下滑。苗燕稱，社群平台的興起，加上LGBT+組織自2020年起在中國不能公開辦活動，且媒體的限制愈來愈多，使得有關LGBT+的報導數量不斷減少。

2020年8月13日，舉辦時間最長的性少數年度盛會「上海驕傲節」宣布停止運作，揭開了後續數年中國LGBT+組織與校園社團活動陸續遭打壓及解散的序幕。

不單是中國本身的LGBT+活動被禁，外國機構在中國境內舉辦相關活動也受阻。法國《世界報》（Le Monde）6月10日報導，位於北京的法國文化中心（Institut français de Pékin）6月原要舉辦電影節，播放探討性別認同、同性情感的片子，但活動手冊上的「驕傲月」（Pride Month）一字引起中國當局注意。報導稱，法國文化中心拒絕警方要求，像是檢查觀影民眾的身分證及觀看電影，最後活動被迫取消。

Angus因工作考量，與《田間》討論後，選擇化名受訪。他告訴《田間》，自己約在2020年左右開始關注LGBT+議題，但那時相關活動已經很少，他參加過一次中國彩虹媒體獎的培訓工作坊與一個LGBT+議題相關的大會。

「這種工作坊或者培訓機會，其實是提供了一個場域，讓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討論東西。這種討論可能就會讓人從中有新的反思、新的學習、新的感受，可能對未來的報導就會有幫助。」Angus說道。

LGBT+報導不再允許談政策制度

Angus提到，在中國做LGBT+議題報導，很多是基於相關訴訟，像是2015年秋白案、2020年西西案。當訴訟成立，媒體會進一步採訪當事人和相關領域專家，雖然很多案件沒有勝訴，但這段過程仍舊影響社會的公共討論。

秋白案與西西案是LGBT+人士針對教科書把同性戀列為疾病的情形，分別把中國教育部和出版社告上法院。這兩起案件最後都是原告敗訴，但期間引起同性戀去病化的重要討論。Angus表示，不過現在，連這類訴訟都變少了，只要法院沒立案，就無法帶動相關議題的公共討論，媒體也不會有相關報導。

2017年加入中國《好奇心日報》（Q Daily）的陳莉雅提到，同年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CNSA）發布《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其明列會被審查的內容，而在「渲染淫穢色情」分類中，同性戀與亂倫、性犯罪等情狀並列。「這應該是滿重要的分水嶺。」她說。

陳莉雅向《田間》表示，自己最初開始報導LGBT+議題時，受到的限制「沒有那麼明顯」，這議題不是禁忌，甚至討論的角度可以相對尖銳，不一定要以溫和、個人故事模式呈現。但當整體輿論環境愈來愈收緊，變化非常明顯，像是LGBT+相關的社群帳號被關、發布文章被下架的速度也變快，而報導角度也跟著被迫改變。

她指出，就算還是可以寫人物、個案、情感經驗等，但很難再進一步探討是什麼樣的制度、政策或社會結構，造成這些人的處境，「我覺得這也是媒體報導LGBT+議題，至今仍然存在的一個問題，很多報導仍容易停留在『可被同情的個人故事』，比較少真正進入結構性的討論。」

「如果要說媒體環境，整體確實是每況愈下的。」陳莉雅稱，至少當時還不是完全銷聲匿跡，今日則是「原先如同縫隙般的空間變得更小、更隱蔽，也更難被看見。很多事件根本還沒真正進入公共討論，就已經先被消音了。」

陳莉雅2018年的作品〈一夜之間增加的#我是同性戀話題，停在了 2.4 億閱讀量上〉曾入圍中國彩虹媒體獎，她同事所寫的〈一場沒打算贏的官司，和幾個不想被污名化的同性戀者〉則獲得2019年的中國彩虹媒體獎網路類最佳報導獎。《好奇心日報》面臨幾次被迫停更後，最終在2020年全面停止運作。

社群媒體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報導數量其實反映了當年空間有多大，這不僅是媒體的空間，還有公民社會的空間，」苗燕說道。他與小剛都表示，過去LGBT+議題打開能見度，原以為能見度會愈來愈大，沒想到現在的情況開倒車，還不如五年、十年前。「全面性、有權利和性別視角的報導現在愈來愈少，」小剛表示。

根據監測報告顯示，2018年有關LGBT+的原創報導達762則，2025年減少至163則。苗燕解釋，監測報告只計算「原創報導」，指的是最先發布的報導，後續不同媒體轉發都算是同一則報導。

小剛表示，監測報告還是以主流媒體為主，因為主流媒體是中國政府的態度，「這個態度對我們來說特別重要，就是不停地了解他們的態度，然後推動他們改變，本身也會影響其他人。」

也曾投身彩虹媒體獎的LGBT+運動工作者阿強說，主流媒體對影響官方具有天然優勢，而要影響權力者，當然有必要繼續監測它們，但不用強化其權威性，因為媒體型態一直在變。「20歲的這一代人，或者2000後這一代人裡面，他們的第一消息來源，我相信絕對不是某日報和某什麼報，肯定要麼是小紅書，要麼是抖音，或者是其他的什麼東西。」他認為，若是要影響社會文化改變，網紅和自媒體比主流媒體強得多。

有個備份，心裡面是有安慰的。

阿強以自身經歷為例，提到抖音上有位知名網紅，會分享自己和同性友人及孩子的合照或影片，阿強的姊姊看到影片後，來問他有沒有考慮要個小孩，而他同性伴侶的姊姊看到同一位網紅影片，轉而也詢問他的伴侶同樣問題。

「在不同省份的兩個女性，都因為看了（社群平台）影片，和我們討論（小孩）這個話題，這就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受的影響。普通老百姓沒在討論《人民日報》今天說了什麼，（這）是非常不一樣的。」阿強向《田間》說道。

他還提到，NGO的熱線團隊約20人，每年接到打熱線求助的人數約500至600人，而有位同志的母親做自媒體，在社群平台上提供熱線服務，一年約有400人向她求助，「這些（變化）都是新媒體能夠帶來的。」

談到在社群平台分享相關議題的挑戰，阿強坦言：「確實在過去的幾年裡面，要麼封號，要麼就是直接把你（帳）號封了。」他強調，身為資訊傳播者要有此認知，若不想要曾寫過的東西都丟失，就是要，做好準備，「有個備份，心裡面是有安慰的。」

傳統媒體的審查部分，小剛直言：「最終還是人決定。」有的編輯高層會藉由職務身分，推動一些LGBT+議題的報導，這件事與位居此職位的人的承擔能力特別有關。他表示，中國政府不會把紅線畫得很明確，而是要讓大家自己猜測，這就形成自我審查。

鼓勵有興趣的記者繼續關注報導

苗燕認為，媒體可尋找有相關元素的故事來報導，不一定與LGBT+議題直接有關，且現在有不少海外的華文媒體，「希望大家都去寫，寫了之後總能觸及到我們想觸及的人，能影響多少是多少。」

阿強稱，新聞工作者仍可尋找自己做LGBT+相關報導的空間，因為這是個很重要的社會議題，也是關注中國社會發展與變化很重要的角度，「它（LGBT+議題）是有價值的。」保持對此議題的興趣和好奇心也很重要，只要興趣還在，就有辦法找到合適的採訪對象。

陳莉雅說，對關注LGBT+議題的新聞工作者而言，這是一個得以窺見更真實社會的機會，因為報導在發布前就被禁，不太可能知道公眾對此議題的態度和想法，「但只要還有一絲空間，只要還有類似的活動、討論或獎項存在，新聞工作者就能從中觀察到，社會裡其實仍然有人在思考、討論、回應這些問題。這是很難得的。」

Angus認為，新手記者在寫LGBT+議題報導時，很可能受到大環境影響，因此在報導中沒有注意性別平等意識。而願意報導這議題的記者，可能本質上是出於友好或關心，或許是一種友善的表現，「他們對這議題的好奇心和關心反而非常難得可貴，不要因為一些有點瑕疵的報導而責備他們。」他強調，應鼓勵這些記者與LGBT+群體多相處，或者增加性平意識。

小剛則建議，有興趣做LGBT+議題的記者，可以參考過去的彩虹媒體監測報告，先了解整體局勢，再從那些尚未被充分報導、但有助於提升公眾認知與討論的角度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