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記者在社群平台該是怎樣的定位？

在過去報紙、電視台等傳統媒體當道的時代，大眾認的是媒體本身的品牌，哪家媒體更具權威、更專業，或者意識形態更符合自身胃口。記者若要被閱聽眾記住，要不就是寫出震驚社會的重大新聞，不然就是經常出現在電視政論節目，口沫橫飛地談論各種話題。

然而，社群平台的盛行，逐漸改變了記者被大眾認識的管道。媒體公司會為主播、資深記者開設Facebook粉絲專頁，以此增加曝光，並維持受眾的黏著度，但這多少仍是基於公司本身品牌。2023年7月，Facebook母公司 Meta 推出Threads後，再次改變了台灣大眾「看新聞」的習慣，也連帶重塑了媒體與記者生態。根據 Resourcera 在2月發布的文章，約有21%的Threads使用者來自台灣。

現在，記者不必單純依賴媒體公司的光環，或漫長的歲月累積來換取曝光度。發表在Threads上的任何一段評論或分析，都可能在瞬間被成千上萬的陌生人看見。對民眾來說，記者不再只是活在螢幕或報紙裡遙不可及的符號；對記者而言，閱聽眾也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收視率數字。

社群平台讓記者更做自己

當記者的「個人角色」在新聞傳播中的佔比越來越重，「經營社群」是否已經成為新世代記者的必修課？

「我不覺得每個人都要經營社群。」TVBS新聞台政治組記者葉玉娜表示。但有趣的是，她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社群狂熱者」，平時極度熱衷於在社群上與網友互動，也時常分享採訪過程中的獨到見解與時事剖析。

葉玉娜補充道：「一則電視新聞頂多兩分鐘，其實還有很多漏網鏡頭或觀點可以分享，跟網友互動之後，可以了解不同的意識形態，對於同一個新聞事件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助於自己的思辨、寫稿能力。」對她而言，社群是新聞報導的延伸，用以補充觀點、讓論述更加完整，甚至試圖「讓論述打破同溫層」。

記者公開社群帳號的背後，往往都離不開三個字：曝光度。

相較之下，同樣來自電視台的記者Ｇ，對此則顯得意興闌珊。Ｇ因工作考量，與《田間》協調後，以化名呈現。

「我經營社群帳號，是想要分享美食、旅遊，同時因為播報的關係，有收視壓力。」Ｇ提到：「對於同業在社群上針砭時事和分析政局，我覺得這沒什麼不好，也樂觀其成，不過我本身就對政治評論或和網友互動沒什麼興趣。」

不管是為了收視率、塑造「媒體人」專業形象，還是單純經營下班後的「理想人設」，電視台記者公開社群帳號的背後，往往都離不開三個字：曝光度。

身為時刻站在鎂光燈前的角色，追求曝光與流量幾乎是天性──畢竟在現代，沒有流量，新聞寫得再好也是乏人問津。但在社群爆發式增長的浪潮下，記者對「第四權」的堅持與認知，卻似乎正在逐漸瓦解。

新聞是第四權的說法，來在於1974年時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史都華（Potter Stewart）在耶魯法學院的演講《Or of the Press》，他強調新聞媒體應被視為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之外「第四個機構」，其存在目的在於監督與檢查政府權力的運作。

當記者跳入意識形態漩渦

「每天罵媒體爛，也沒提升自己的媒體識讀能力、業內待遇也沒提高，何必忍刁民的臭嘴、何必幫你們」、「媒體業低薪鬼故事正夯」、「自己不看新聞，說新聞不報導」──近兩個月來，這樣的討論文章，不斷透過演算法，在記者的Threads版面上出現，而這些發文、留言討論者，都是媒體同業。

越來越多的記者選擇在Threads上大吐苦水、替自己抱不平，細數大環境的墮落，甚至開始檢討起觀眾。更遑論有些立場鮮明的記者，在社群上毫不掩飾地表達對特定政治人物或支持者群體的厭惡，與網友筆戰更是家常便飯。

偏激、立場鮮明、「爆料公司不為人知的內幕」，這些正是網友最愛看的辛辣元素，也是演算法極力吹捧的寵兒。記者同樣享有言論自由，但也有思想和風格比較老派的記者，認為「輕率的情緒發洩，不該是記者應有的態度」。

「身為記者、主播，不應該在工作的時候，把自己的愛恨或是立場這麼鮮明地表達出來。」Ｇ舉例，有電視台主播在播報新聞時，脫口大罵台灣民眾黨主席黃國昌「每一句話都垃圾到極點」，引發媒體圈譁然。

理應客觀公正的主播，怎能在播報台上口出此言？儘管這位主播遭到公司懲處，卻也因此收穫了一批「討厭黃國昌」的粉絲，將其奉為「說真話、敢說敢言」的代表。這正是現今部分媒體從業人員的縮影：只要言辭夠偏頗、夠辛辣，你就能輕易博得「極端同溫層」的滿堂彩。

對於這種現象，深諳社群生態的葉玉娜感嘆：「你越往綠靠或越往白靠，你的貼文很明顯的就會流量比較高。尤其是越仇恨性、立場鮮明的貼文，例如『百工百業挺罷免』時期，是整個媒體圈，新聞人最明顯表示政治立場的時候，讓我懷疑，這個工作的平衡跟客觀到底在哪裡？」

這一切，究竟是社群演算法惹的禍，還是記者的本質變了？又或者，整個媒體圈真的已經走到「只剩顏色、不問是非」的境地？

Ｇ直言：「社群平台的演進，當然會一定程度地影響到言論激進程度，但在社群的言行，被人認為是不中立的話，那要如何說服別人自己寫的新聞也是客觀中立？」

下班後的記者，脫離了工作場域，真的能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嗎？

「記者人設」不能落差太大

「其實我不反對這些年輕的記者去做這件事。」任職於報社的資深記者Ｈ給出這樣的回覆。Ｈ因工作考量，與《田間》協調後，以化名呈現。

「甚至我會鼓勵年輕的記者去做。」在Ｈ眼中，這未嘗不是磨練口條與文筆的絕佳道場。「早年跑新聞的時候，大家都用Facebook，公司也要求把自己的新聞發到社群上衝流量，之前我也會把採訪的過程寫在臉書上，有一次就發生，大學朋友來和我吵架，原因是我寫了馬英九砍軍公教、退將的年金，認為我的觀點不對。」

但差別在於，過去的指教多半來自認識的人；如今的社群環境，卻是攤在所有陌生人的面前。

記者享有的「言論自由」，某種程度上是必須自我設限的。

「在社群上就是要表現出你值得信任，要本著事實去討論，如果大家認為你是個很偏激的人，就會覺得你是不是工作上也是一個很偏激的記者。」Ｈ的觀點與Ｇ不謀而合。Ｈ強調，記者無論身在何處、上班還是下班，都該謹慎維持「記者人設」，這攸關新聞品質的生死存亡。

「在社群平台上還是要保持記者的專業。你是個什麼樣的人，從你在當記者跟下班以後在社群平台上的形象，落差不能太大，也許有些觀眾真的喜歡這種方式，但新聞還是要回歸他的本質。」

從Ｈ的分享中不難體會，記者這份職業因為具備監督社會的特殊性，即便是在私人時間、公開平台上的發言，依然受到媒體客觀中立原則與公司品牌的牽制。

記者享有的「言論自由」，某種程度上是必須自我設限的──記者人品與態度，直接決定了筆下新聞的公信力。

試想，一個每天在社群平台上對特定政黨及其支持者破口大罵的記者，當他處理到相關政治新聞時，閱聽眾還能相信他字裡行間的客觀嗎？當然，如果這種偏頗本就是他刻意經營的手段，那又另當別論了。

記者身分成了進軍自媒體的跳板

會不會存有另一種可能性：除了社群平台的推波助瀾，也因為現今媒體機構本身的意識形態就過於強烈，導致記者在撰稿與採訪時感到處處受限，才不得不在下班後的個人空間裡大書特書？

葉玉娜分享了她的觀察：「其實以前就認知到，以現在台灣的朝野狀況來看，一定要挑一個跟自己的政治立場大方向比較偏近的公司。電視記者跟平面記者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平面記者可以寫很多幕後內幕跟評論，等於是他們被多授權了一個可以做評論的一個角色，但是如果是電視新聞，可能就沒辦法做太個人角度的論述。」

Ｇ對此有不同的解讀：「會在電視台工作的，本身就不怕鏡頭，也比較會想要更多曝光度。以平面新聞或報社舉例，就算以幕後、快評、社論等形式，仍然是掛著公司的名號，也不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很多人在社群平台上的發言，也根本不是平面媒體社論的範疇。」

Ｇ的說法，恰巧與Ｈ的經驗相互呼應。Ｈ提到，就算是撰寫特稿，常常也會遇到主管指定題材與實際狀況有落差，或是主管期望的方向與自己相左。在紙媒和網媒，特稿是記者搭配自己所跑路線的時事、政治議題所寫的評論，會帶有記者本身的觀點，一般是在事件較大時才要寫。

「通常公司會有立場，主管可能希望你的特稿方向是往哪邊寫，有時候或許他跟你意見不一樣，真實的情況你要跟上面反應，又或是可能報社只截取了你部分的內容，剩下你覺得可惜的部分，要拿到個人平台上寫，我覺得沒關係。」

記者的文字是有分量、有責任的。

總結來看，記者在社群上的發言尺度，與所屬媒體的報導形式是否受限，其實關聯性並不大；問題的核心，終究還是回到「社群演算法的誘惑」以及「記者個人的特質」。

Ｈ一語道破：「或許現在的記者跟以前的記者已經不一樣了，有些人說不定想當網紅。」

秉持專業才能贏得尊重

確實，不少新聞從業人員並不在乎報導的品質，或是能挖出多精彩的內幕；他們享受的只是鎂光燈的簇擁，以及公司品牌帶來的虛榮感。甚至，有些人只是把記者當作進軍自媒體的「跳板」。當網紅沒有不好，這是個人的職涯選擇。但新聞從業人員必須深刻認知到：當言論能被更多人看見，肩上扛的責任就越重。

社群是工具，沒有絕對的好壞。它的即時性與廣傳性，確實幫助記者跨越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掌握到許多第一手消息，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共生關係」；而部分記者基於主跑路線的需要，必須不斷與網友互動、溝通，過程中偶有摩擦也在所難免。

新聞媒體這個行業有其特殊性，記者身分並非到點打卡下班如此單純，在任何公開場合寫下的每一個字，都與一般民眾不同。記者的文字是有分量、有責任的，新聞從業人員若都能認知到這一點的重要性，在公開社群平台以及應對民眾、網友的發言，秉持客觀、不情緒化、不偏激炒作，相信社會對於「記者」這個職業的眼光和偏見，能夠消弭，贏回應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