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揭未成年者個資對媒體的影響

2023年12月25日，台灣新北市發生九年級（國三、中三、初三）郭姓學生為「乾妹」林姓學生出氣，持刀刺死楊姓同學事件。案發後，林姓學生在社群平台上寫下：「我未成年，法律會保護我。」2026年2月12日，全案定讞，郭姓、林姓學生分別被判坐牢12、11年。

由於兩名加害者未滿18歲，依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執行超過三分之一刑期就可申請假釋，兩人被捕後，至今已關三年，最快2026年底可申請假釋。

2026年4月15日，YouTube頻道《謎案追蹤》（Mi An Zhui Zong）發布談論此案件的影片，引起台灣人極大關注，截至5月5日下午3時，觀看數已超過450萬次。除了因為加害者臨近能申請假釋，這部影片公開加害者的照片、姓名和家庭背景，也是受關注的主因之一，不少網友留言讚揚其做了「台灣媒體做不到的事」。

根據台灣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媒體不得公開能識別未成年當事人身分的任何資訊，違者會被處以30000圓以上、150000圓以下的行政罰鍰。不過台灣尚無法規管理YouTube這類影音平台，《謎案追蹤》頻道負責人是住在澳洲的華人Bing。換言之，他在影片中公布郭姓、林姓加害者照片和姓名，不受台灣法律管轄。

其實這不是此案加害者身分首次被公布。2023年12月，美國籍的台灣網紅「小商人」（GTOKevin）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Times Square）刊登電子廣告，公開他們的照片和姓名。

《田間》訪問新聞工作者、法律知識自媒體、前法官，討論若這類情況一再發生，對傳統媒體和自媒體、網紅可能帶來的影響。《田間》有聯繫Bing，但他婉拒受訪。

前法官、現為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律師的劉明潔表示，上述提到的兩部法規立法目的，是為了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RC）精神，即考量少年正處於人格形塑的關鍵期，偏差行為受多種因素影響，「在此情形下，法律透過隱私保護的界線，使少年在接受法律處遇後，不至於因過往錯誤而在數位世界留下永恆的烙印」，同時藉此避免少年被標籤化，難以復歸社會，進而引發二次偏差。

司法記者Ｆ、Ａ、Ｈ在不同媒體任職，均因工作關係，和《田間》討論後，選擇化名受訪。Ｆ表示，保護未成年，全世界皆然，但當社會環境變成愈保護未成年加害者，愈可能讓他們不思悔改，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在不清楚未成年人身心狀態的情況下，大肆報導很可能有負面影響，導致憾事發生。

Ｈ認為，法律應適度保護未成年加害者，但在犯罪年齡下降的趨勢下，「不該決然輕判犯罪手法凶殘並故意濫用法律保護的加害者。」

Ｈ指出，當出現個案情節重大、故意利用法律保護傘而為之、犯後無悔意等特定情況，讓大眾不免質疑法律是否過度保護加害者，漠視大眾知的權利，就會尋求別的出口。從此案來看，YouTuber的影響力相較於傳統媒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製作者的立場是否偏頗、未經證實或調查的內容是否可信，甚或激化社會大眾憤怒的情緒鼓吹以暴制暴等，對於社會與司法公信力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Ｆ直言，當傳統媒體被法規限制，在外國的網紅卻可公布未成年加害者資訊，還獲得廣大網友讚揚，代表這些是大眾渴望得知的資訊，而這情況也是傳統媒體權威性被削弱的根本原因。Ｆ還說，楊姓被害人的父親拿著判決書開記者會，媒體報導後，立刻收到衛生福利部告知，要求遮蔽資訊。

「為什麼不敢直接罰楊爸爸呢？現在國外的YouTuber做了這樣的報導，衛福部敢出來講話嗎？」Ｆ問道：「那些不用遵守法律規定的人，獲得聲量和贊助，賺進所有好處，這對於守法的人，是不是也是另一種不公平？」

Ａ則提問：「社會大眾真的『需要』他們的個資嗎？大家真的相信，只要把這兩個做錯事情的人揪出來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社會就會變得更安全？」

「報導這兩個人的個資是否真的具備新聞媒體要的公益性，比如說可以防止再犯，減少暴力，還是相反？」Ａ向《田間》表示，大部分的台灣媒體同業沒有跟進報導《謎案追蹤》揭露的資訊。

《法律百科》（Legispedia）法律編輯王琮儀告訴《田間》，在資訊有限的情況下，媒體或許可避免煽動性標題和文字，持平報導事件，也能讓加害者的鄰居、師長、同學等第三人免受媒體曝光、打擾，但媒體也可能為了獲得流量，反而更積極接觸第三人。

他也說，從資訊澄清角度來看，若事發後網路出現許多難以查核的資訊，但在法規限制下，相關部門澄清可能面臨被迫揭露具體資訊的兩難，且大眾在沒有可靠資訊來源的情況下，又該如何判讀資訊可信度，這是需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Ｈ直言，若網紅規避法規揭露犯罪資訊的模式成常態，新聞媒體的報導取向上會變成網紅背景、影片敘事手法和所揭露的內容，而不是說明檢察官、法官認定的犯罪事實，恐怕更加喪失深入討論相關議題的機會。

Ａ認為，這樣的趨勢恐怕會造成更多人不信任媒體和台灣的司法，「然後追著這些好像打著正義的大旗，願意『揭發真相』的網紅，這滿危險的。」Ａ亦稱，可以思考不受這些法律約束的網紅是要什麼？而且帶有仇恨標的的集體情緒，可能讓整個社會更沉迷在簡單的二分法之中，這無助於全面理解這類案件的脈絡，也無法幫助我們尋找減少其發生的方式。

王琮儀強調，資訊本身就涉及個人資料，因此揭露資訊的目的被判定為刻意損害他人利益，就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刑責；若帶有「垃圾家長養出垃圾小孩」這類負面評語，會有觸犯公然侮辱罪的疑義。不過對於像是《謎案追蹤》這樣的案例，台灣難以跨海裁罰。

他亦稱，國外的自媒體或其受眾可能會認為是「媒體不報，我們來報」，但具體成效是否有益於大眾需求，這難以驗證，加上現實上法律執行的難處，可能讓自媒體有恃無恐。即使政府部門試著採取行動，也會招來「扼殺言論自由」的批評，形成惡性循環。

劉明潔說，民眾支持揭露加害者資訊，背後的「知的權利」與「社會自保需求」並非全無道理，但隱私制度的建立是針對所有未成年人，非特定個案。她認為，當在外國揭露兒少個資能帶來高額贊助與流量時，這將變成一種商業模式，不僅破壞法律制度，也可能有創作者追求流量而造成更多誤解和對立，民眾的守法意識同樣受到影響。

對於司法實務上可採取的平衡措施，劉明潔建議，強化法治說明，促進大眾對制度的理解；法院可在裁判書中適當說明量刑理由，但遮隱識別資訊，並適時發布去識別化的案件說明、處理過程；建立「有層次的少年司法體系」，對犯下嚴重罪行的少年，應考慮提高刑期限制和假釋門檻，且在保護其個資的同時，確保學校及社會具備足夠的風險預警資訊。另外，重新檢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4項免責條款的適用條件，明確化「公共利益」標準，針對極端少年犯罪案件，重新檢視保護原則邊界，以達到法規及輿論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