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華盛頓郵報》國際報道能力早在疫情期間崩塌

2026年2月4日，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迎來了前執行主編 Martin Baron 口中的「最黑暗的日子」。

該報總編輯 Matt Murray 在當天上午的全員視訊會議上宣布進入「戰略重置」時期。這個委婉的說法背後，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裁員：編輯室約800名記者中，裁掉約300人，等於是砍掉近三分之一的記者，其中國際部、體育部、地方新聞部遭到重創，體育部被整體關閉，圖書版面停刊，所有攝影記者被解雇，就連旗艦播客 Post Reports 也被叫停。

對國際報道而言，這是一場毀滅性的打擊。國際記者站大幅縮減至12個，那些曾經構成《郵報》全球報道網絡的區域辦公室被系統性拆解。全球最關鍵的新聞前線紛紛被取消：中東團隊全部解散，耶路撒冷、開羅、土耳其和伊朗的記者站被關閉；中國、南亞、大洋洲的駐地記者失去職位；烏克蘭、中歐的記者站被關閉，身處烏克蘭戰區中的記者 Lizzie Johnson 被留在絕望之中。專注跨國調查報道的國際調查團隊也遭裁員。

更諷刺的是，這些被裁的記者才剛完成了《郵報》最重要的調查報道。中東記者 Nilo Tabrizy 和 Yeganeh Torbati 參與揭露伊朗安全部隊在拉什特（Rasht）集市向抗議者開槍的調查，前一個月剛剛發表。《郵報》國際團隊因加沙戰爭報道，包括針對六歲巴勒斯坦女孩 Hind Rajab 被以軍殺害的視覺調查——剛剛入圍2025年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

僅存的12個記者站被賦予了一個明確而狹窄的使命：聚焦「國家安全」議題。這種收縮意味著外國新聞不再是關於世界本身，而是關於世界如何威脅或影響美國。那些不涉及地緣對抗的故事、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轉型、氣候變化對小島國的影響、非洲的公共衛生進展，將徹底從《郵報》的視野中消失。國際報道變成了國家安全報道的附庸。

Martin Baron 的評價毫不留情：「這將使公眾失去那種急需的、立足於現場的事實報道。」

COVID-19期間早已顯現徵兆

Martin Baron 的這句話當然不錯。但如果我們回看2020年初的COVID-19報道，會發現一個更殘酷的事實：他所說的「立足於現場的事實報道」，早在六年前就已經名存實亡了。2026年的裁員，不過是為一場漫長的衰退畫上了句號。

2020年1月，當神秘病毒在中國湖北武漢出現時，《郵報》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這兩家美國最負盛名的全國性報紙，在當時仍維持著相當數量的海外記者站，在國際報道上保持著較高投入──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報道能力。對比兩家媒體在2020年1至4月期間的中國報道可以發現：《紐時》發表了161篇，《郵報》只有61篇。

從報道署名來看，《紐時》有一支龐大的在地團隊：中國大陸11名記者、香港兩人，外加六名本地研究員。這支17人的隊伍深入武漢封城一線，採訪快遞員、醫護人員、待產孕婦，記錄下那些在恐慌中掙扎的普通人。《郵報》的61篇報道中，超過半數來自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總部，餘下的由僅有的兩名駐華記者完成。

2020年1月23日，武漢宣布封城。當天，《郵報》發表了一篇解釋性報道《Here’s how the unprecedented quarantine of one of China’s largest cities could play out》，由兩名記者撰寫，其中一位在綜合新聞部（General Assignment News Desk）工作，另一位負責全國性突發新聞。他們都在華盛頓特區。更關鍵的是，文章引用的所有訊息源，全部來自美國。沒有武漢的醫生，沒有被困在家中的居民，沒有執行封鎖的基層官員。有的只是美國專家對「中國可能會怎麼做」的推測。

這就是德國學者 Gerd G. Kopper 提出的「虛擬外國通訊」（virtual foreign correspondence），即坐在本國辦公室裡，通過互聯網報道外國新聞。這種模式依賴三大支柱：降落傘式報道（只在危機爆發時臨時空降記者）、本地「協調員」（讓當地雇員做危險的採訪工作，記者只負責署名）及「借來的新聞」，即大量轉述通訊社和社交媒體內容。

這種遠端操控模式徹底犧牲了報道的精確度。《紐時》記者孟寶勒（Paul Mozur）在因COVID-19報道被中國政府驅逐後，曾在《紐時》的播客節目《The Daily》中談到，失去現場意味著「只能依賴政府檔案和公開資料，獲得的是一種更模糊、遠不如現場精確的圖景」（a vaguer picture, a far less precise picture）。

但對《郵報》來說，這種「模糊的圖景」從一開始就是常態。

相比之下，《紐時》記者可以跟隨武漢的外賣員送餐一整天、在醫院採訪懷孕九個月的產婦、記錄護士如何在防護服下工作12小時，捕捉那些統計數字背後的人物故事。2020年2月20日的報道《In a city under lockdown, Hope arrives by motorbike》講述了武漢外賣員的故事。這個故事無法從美國總部寫出來，也無法從資料庫裡挖掘出來——它需要記者在武漢的街頭，跟著一輛摩托車跑一整天。《紐時》有四分之一的報道採取了這種「人文關懷框架」（human interest frame），懂得如何將一場公共衛生危機轉化為符合中產階級趣味的敘事產品──有溫度、有細節、有個人命運的起伏。

當評論填補新聞的真空

當在地報道團隊極其有限，人手嚴重不足，但國際版面的「存在感」又必須維持時，《郵報》選擇了用廉價、偏激的政治評論填補新聞的空白。《郵報》的評論／分析比例是《紐時》的兩倍多。

這背後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學邏輯：評論的成本遠低於現場報道。派一名記者去武漢兩週，需要支付機票、住宿、安全保障、翻譯協助、風險補貼，保守估計至少數萬美元。讓一位專欄作家在美國寫一篇分析文章，幾千美元的稿費就能搞定。於是我們看到，專欄作家 Josh Rogin 在四個月裡為《郵報》寫了六篇文章，占《郵報》全部評論近30%。

更值得注意的是評論部分的框架分佈差異。《郵報》約57%的評論採用「歸責框架」——討論「誰該負責」，而《紐時》這一比例僅為21%。這是一種典型的美國政治話語：在充滿黨派對立的政治環境中，「歸責」（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比「理解」（understanding）更能吸引點擊。這不是國際新聞，而是國內政治新聞，只是套上了「中國」的外殼。

這種差異揭示了《郵報》的根本轉型，它越來越像是為美國政治精英量身定制的「內參」，它的報道聚焦於美中關係的權力博弈、國內政治如何利用外國事件、地緣政治的戰略分析、對政府政策的即時評論。這是華盛頓特區這座政治之都的印記：《郵報》的核心讀者（政策制定者、智庫專家、遊說集團）需要的是快速的政治解讀，而非深度的人文觀察。

當國際報道的物理基礎──駐外記者站──被削弱，這種產品定位的差異就會被放大。《紐時》仍能依靠龐大的海外團隊提供「人文視角」，而《郵報》則徹底轉向了「政治視角」。2020年的資料已經清晰顯示：《郵報》的國際新聞，實際上已經是華盛頓特區政治的延伸。當新聞被評論取代，我們失去的不僅是資訊，還有理解他者的能力。

美國國際新聞報道的整體回撤

《郵報》的衰落並非孤立事件，更是美國國際新聞報道全面回撤的一個縮影。1995年，美國電視網絡對外國新聞的報道量只有1975年的三分之一。《時代》（Time）1986年有26個海外記者站，2008年縮減至不到一半。《新聞週刊》（Newsweek）從16個減到11個。更多的地方報紙乾脆徹底放棄了國際新聞，轉而從《紐時》和《美聯社》（AP）購買現成內容。

國際通訊員制度（Foreign Correspondence）曾是美式新聞專業主義的皇冠。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1846年的美墨戰爭——那是美國媒體第一次大規模派遣記者前往海外戰場。此後的一個多世紀裡，外國記者站成為美國新聞機構的榮耀象徵。越戰提供了這個制度最輝煌也最具爭議的時刻。

1960年代，隨著電視和音訊報道技術的成熟，美國家庭的電視普及率大幅提升，新聞網絡有了能力，也有了動力派遣攝製組前往越南進行現場報道。每天晚上，美國人在餐桌前看到的不再是抽象的戰報，而是真實的屍體、哭泣的士兵、燃燒的村莊。這些畫面的衝擊力是巨大的。大規模的反戰遊行在街頭爆發，公眾輿論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最終迫使美軍撤離。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在回憶錄中寫道，充滿挫敗感：「每天晚上的電視新聞和每天早上的報紙都在逐場戰鬥地報道這場戰爭，但幾乎沒有傳達出戰鬥背後的目的。」

而在商業層面，冷戰的地緣競爭也為國際報道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動力。讀者對「自由世界」和「共產陣營」的對抗持續感興趣，廣告商願意為觸及這些讀者的版面付費。更重要的是，在那個資訊相對稀缺的年代，海外記者站的獨家報道意味著真正的競爭優勢：其他媒體無法複製，讀者必須購買你的報紙才能獲取資訊。

因此，即便成本高昂，國際報道在當時仍然是一筆划算的投資。它既能滿足公共利益，又能帶來商業回報，還能為新聞機構贏得聲望和影響力。但這個黃金時代沒能持續下去。

本應讓資訊流動更自由的進步技術，成了傳統國際報道的掘墓人。互聯網、社交媒體、智慧手機的普及，讓資訊傳播變得前所未有的廉價和快速。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上傳視頻、發佈消息、分享見聞。傳統媒體的獨家優勢消失了。

當你可以從通訊社購買內容，為什麼還要花大價錢維持駐外記者？當X（舊稱Twitter）上已經有現場視頻，為什麼要派攝製組去戰區？當谷歌（Google）翻譯就能處理大部分材料，為什麼要培養精通當地語言的記者？

經濟邏輯變得無法抗拒。海外記者站的成本包括：記者的高薪、住房補貼、安全保障、通訊設備、本地雇員、差旅費用…… 而這一切帶來的回報卻在急劇下降。讀者注意力分散，廣告收入萎縮。

更致命的是，美國讀者對國際新聞的興趣本就有限。多項調查顯示，美國公眾對外國新聞的關注度長期偏低。他們並非對世界毫不關心，而是更關注那些與美國利益直接相關的內容──涉及美國的國際衝突、恐怖主義、軍事行動。換句話說，讀者想看的不是「世界在發生什麼」，而是「世界如何影響我們」。這直接導致外國新聞的點擊率遠低於國內政治和娛樂八卦。

在這樣的背景下，從經營的理性角度看，國際報道成為了一項「高投入、低回報」的業務。它的價值主要體現在維持聲望和影響力等難以量化的「軟性資產」上。當互聯網打破了資訊壟斷、經濟壓力加劇，這些聲望考量就變成了可以犧牲的奢侈品。

當美國失去看世界的眼睛

《郵報》的黃昏，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這家報紙曾經試圖理解世界、報道真相、挑戰權力。從1971年發表五角大樓檔案、1972年揭露水門事件，到深入世界各個角落的國際報道，這些構成了《郵報》作為「美國良心」的歷史。而今，這個傳統正在我們眼前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加內參、更加政治化、更加服務於權力走廊的資訊產品。

《郵報》從社會的「守望者」（watchdog）降級為美國權力迷宮裡的「擴音器」（megaphone）。這種轉型與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正在推行的一系列孤立主義政策形成令人不安的共振：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退出國際組織、外交政策完全服務於「美國優先」。當政府削減對全球南方的援助，當《郵報》關閉海外記者站，當「國家安全」成為理解世界的唯一框架──一個曾經試圖理解世界的新聞機構，正在系統性地切斷它與世界的連接。

「民主死於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是《郵報》2017年起採用的口號，但在九年後，《郵報》大規模縮減國際報道，我們看到了另一種黑暗。當沒有足夠的記者去照亮世界的其他角落，當我們對他國的了解只剩下安全威脅和地緣競爭，當國際新聞變成了華盛頓政治的注腳──黑暗籠罩了民主，也籠罩了真相。

真相的採集能力被商業邏輯和地緣政治考量所吞噬，我們失去的不僅是資訊，更是理解他者的能力。在一個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裡──無論是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還是經濟波動──這種理解能力的喪失，將帶來比任何單一危機都更加深遠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