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是依行為認定，無關記者身分

台灣網媒《中天新聞》主播兼記者林宸佑（馬德）被控違反《國安法》、貪污等罪嫌，1月16日經高雄橋頭地檢署拘提到案，隔日聲押禁見。此案在台灣引起廣泛討論，因其記者身分，加上所任職的《中天新聞》與執政的民主進步黨政府立場迥異，有些政治人物用迫害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來看待林宸佑案。

不過，林宸佑並不是因記者採訪、報導等本職工作而有涉案之嫌——源頭是檢調調查軍人收賄洩密等案時，從金流中查出他可能是案情要角。

回顧台灣自1987年解嚴後的新聞史，記者與共諜的相關討論曾幾度成為輿論熱點，有記者被中國吸收，為對岸搜集軍情罪證確鑿，最後判刑；亦有離職記者遭控為共諜，但後因證據不足，不予起訴。

2002年，剛停刊不久的《金門晚報》前發行人彭垂濱夫婦被爆出利用媒體身分，收集金門各島軍事動態和要塞情報、刺探國防秘密文書，交付中國廣州軍區情報人員。2004年，金門高分院更一審，以刺探、蒐集國防秘密未遂等罪，合併判決彭垂濱有期徒刑十個月，可易科罰金；彭垂濱妻子、《金門晚報》前總經理陳秀霞無罪。

2012年，澎湖灣廣播電台台長陳益瑞因共諜案被收押，隔年依貪污罪名，被判決有期徒刑九個月、褫奪公權一年。根據判決書，陳益瑞因前往中國製作節目，結識福建泉州市對外聯絡辦公室官員，為中國情蒐至少二到三年，還介紹其他媒體同行給中國官員，並在對方指示下意圖行賄吸收軍人。

2014年，曾駐點中國的《中央社》前記者郭玫蘭因遊說調查局組長賣情報遭舉發，檢調大動作搜索其住處與約談，媒體跟進大幅報導，最終因證據不足、帳戶無異常款項進出而不予起訴。監察院2018年發布報告，指正檢警在「偵查不公開」方面的疏失。

另外，根據當年報導，郭玫蘭已於2006年自《中央社》退休，且她在2013年已辭去所有工作，遭調查時正攻讀碩士學位。

新聞記者這個職業，比一般人更容易理解權力運作、並接近資訊和機密，一向是各國情報圈接觸的目標群體，在冷戰時期更被視為情報人員的最佳掩護身份。冷戰結束後，西方媒體界反思並劃清「記者－情報員－宣傳人員」三者界線，如同美國專業記者協會（SPJ）在其記者倫理守則中所強調，記者應以服務公眾為最高原則，保持獨立性，避免利益交換和特殊待遇，並抵抗來自內外權力的影響。

描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如何在美國佈線的《Sp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GB in America》一書曾提到，當年遭吸收成為KGB特工的記者，他們所為與違法洩密給KGB的政府官員或科學家不同，多數人接觸不到真正的機密，也未觸犯當時法律。

「然而，身為一個以公開透明為核心價值的職業群體，他們濫用其身分，對僱主、同行與公眾隱瞞自身立場，在表面維持專業形象的同時，暗中投身於以欺騙為核心的組織，推動特定政治議程。」

在大國博弈的今日，當間諜和記者的討論再次交集於公眾視野，我們更加需要釐清一件事——新聞自由必須受到保障，但不是胡作非為的擋箭牌。記者應保持獨立性、不受外部勢力控制，這是專業實踐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