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呈現不同聲音是代孕報導重要目的

台灣自2017年起實施的《人工生殖法》，至今仍僅適用於異性婚姻夫妻，但隨著同性婚姻合法、平等的生育權意識增加等轉變，2024年開始推動修法，有意把適用對象擴展至有生育需求的單身女性及同性伴侶，甚至考慮納入代孕制度。但代孕牽涉使用他人器官的商業行為，加上有代孕得子的男同志伴侶說出「別教我子宮怎麼用」這種話，引發可能壓迫、剝削弱勢女性的憂慮，掀起不小反彈聲浪。

媒體一向被視為促進公共對話的橋樑，而帶領大眾進入報導，的新聞工作者，便是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記者也是人，對議題也會有自身看法，或多或少決定了報導要探討的議題和角度。

《田間》訪問三位新聞工作者，討論他們選擇做代孕相關報導的用意，以及在這過程中，是否因為對話而改變一些看法。另外，受訪者Ｎ基於工作因素，與《田間》討論後，選擇化名呈現。

找到代孕議題的重要新視角

「關於代孕，人們常問的是，委託人、代孕人是誰，有償與無償的區別，效益和代價，以及，肚皮和胚胎到底能不能被這樣出租或買賣？」《端傳媒》的〈全球代孕產業〉專題頁面寫道。

《端傳媒》於2025年8月刊出代孕議題系列報導的第一篇文章，該專題的統籌編輯符雨欣，是《端傳媒》團隊裡較早推動性別議題的成員，在三年前也策劃了女性專欄「女人沒有國家？」她告訴《田間》，女性議題一直是她的工作重心之一，「代孕的爭吵、法律問題很自然地在我關注的場域裡發生。」

其實早在幾年前，《端傳媒》團隊就已經注意到代孕議題，但這次專題，團隊積極切入多元角度，除了台灣社會長期存在的代孕爭議，中國單身男性或男同志伴侶赴海外求子的現象，也是討論的重要面向。符雨欣強調，這次代孕專題是與同事們的共同成果，「這個題目能在《端傳媒》成立，正好恰恰反應出我們很多記者關注性別議題。」

隨著報導的進行，《端傳媒》團隊注意到海外代孕地點的選擇出現轉變：從過去以美國為主要目的地，逐漸轉向位於高加索地區的喬治亞（Georgia），這樣的轉移包括代理孕母的來源和卵子供應的流動，其實與俄烏戰爭密切相關。團隊從中意識到，商業代孕產業背後所牽動的政治與經濟結構，與國際局勢變化息息相關，因此系列報導也納入了國際局勢如何影響代孕與生育選擇的視角。

符雨欣表示，策劃一套完整的系列報導，需要預先考量不同報導形式承擔的職能。因此在整體架構上，團隊選擇極大化地調動多元媒介的能力。

寫過代孕議題的Ｎ表示，在開始做新的報導時，一個重要的考量是能否提出新的角度，以及重新書寫這個議題的意義。與《端傳媒》的代孕系列報導切入點相似，Ｎ把注意力放在COVID-19疫情後，跨國商業代孕市場的快速擴張，以及台灣在其中的位置。他注意到，代孕的市場趨勢是一個過去相對較少受到關注的面向，尤其是在疫情之後，大量海外代孕中介機構與診所積極進入台灣市場，並投入高成本舉辦說明會，這些現象都顯示，台灣在跨國代孕市場中的特殊位置，以及其潛在的經濟效益。

此外，在開始寫這個題目之前，Ｎ爬梳了台灣過往與代孕相關的判決，發現《人工生殖法》沒有明文禁止代孕，而是藉著管制醫師與醫療機構，讓醫療端無從為之。在灰色地帶，自然形成許多私下操作的空間，也使得台灣社會中，長期存在各式各樣實際進行代孕的情況，但在過去20、30年的公共討論中，無論是公聽會或閉門會議，始終鮮少聽見當事人的聲音。

「我採訪前，還有去問國民健康署說，你們在討論代理孕母時，有實際問過當代理孕母的人的經驗嗎？」Ｎ表示，得到否定的回答後，他開始反思：在缺乏主體經驗的情況下，社會究竟要如何建立一套真正符合台灣風俗民情，並且能夠保障所有相關當事人權益的法律制度？

公共討論的焦點往往集中在代孕本身，但代孕行為其實涉及三個角色──代理孕母、委託者，以及小孩。小孩因尚未出生而無法發聲，但作為已實際存在的代理孕母，其聲音同樣經常在討論中被忽略。對Ｎ而言，盡可能找出並呈現這些人的聲音，是報導代孕議題的重要目的。

男同志找代孕成眾矢之的？

《德國之聲》（DW）台北辦事處主任鄒宗翰本身便是透過代孕組成家庭的同志家長，同時擔任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的理事。他表示，代孕從來就不是大眾主要的生育選擇，而是社會上一小群人，因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才得以實現的可能性，且從社會中同性戀與異性戀人口比例來看，實際上尋求代孕者仍以不孕的異性戀夫妻為多數，但在相關議題的公共討論中，同志，尤其是男同志，反而成為明顯的標的。

「因為男同志就是沒有子宮嘛，所以要有小孩，就是透過代孕的方式。」鄒宗翰無奈地說，女性身體商品化固然是重要的議題，包括代孕能不能視為一個「工作」也是個很重要的議題。對於「沒子宮就沒資格討論」的說法，他認為，這種論述只會造成公共討論停留在情緒化的層次，並形塑了台灣社會對代孕議題的主流想像，導致相關討論聚焦於一個小群體之中更小的群體，變得更難以理性進行公共對話，也壓縮了社會討論議題的空間。

鄒宗翰很坦白地說，自從成為代孕家長之後，便沒有再做過代孕相關議題的報導，因為傳統媒體對於「利益迴避」的解釋非常嚴格，他選擇不參與相關報導製作，以維持專業新聞倫理與平衡。他亦稱，在法規尚未健全的情況下，並不主張代孕立即合法。

鄒宗翰也提到自身身份面臨的無奈困境，即外界持續將他的「代孕家長」與「資深媒體人」身份捆綁。這種標籤化的現象，導致他即便在採訪與代孕無關的議題時，仍會因為個人背景而遭受社會輿論的攻擊 。

儘管如此，鄒宗翰認為，當代媒體發展的趨勢是，現代觀眾更在意議題講述者的生命經驗，加上社群平台提供更多個人表達立場與身分連結的空間，所以他選擇在這些平台運用影響力，透過分享具體的個人故事，平衡被簡化的「性別壓迫」或「金錢買賣」敘事。他認為，自己「像是一個故事的角色之一，而不是寫故事的人」。

報導的難題與取捨

在報導分工中，身為編輯而非記者的符雨欣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統籌者」。她觀察到，記者接觸的是單一的「故事」，職責在於如何細緻地敘述故事中的衝突、矛盾與不同身分的當事人，編輯則站在更高處，綜觀無數個交織的故事。

以代孕議題為例，尋求代孕者、代理孕母、受剝削的女性，乃至於這條灰色產業鏈中各個面向的生命經驗，都有各自的敘事。身為報導者，自然希望能激發大眾對爭議的討論，無論那是焦慮、不安或衝突；但作為編輯，她的目標是將不同的人、立場與衝突點串連起來，構築出一個關於代孕產業的完整視野（Full Picture）。

符雨欣也說，由於系列專題是一篇一篇刊出，過程中會面臨讀者留言批評，報導都只聚焦在單一的立場，或只為特定族群發聲。但隨著所有文章發布，讀者的反應也隨之改觀。「不要再罵我們了，看到最後，你們就會知道我們在幹嘛了。」符雨欣以正面態度看待上述的讀者批評，她認為，這代表大眾其實在意他們所製作的報導。

《端傳媒》的代孕系列報導收尾在一個反思與討論的文章，但不是提供一種評斷，而是一種開放式的結局。符雨欣認為，代孕相關的爭議與討論持續在社會上發生，但相信這一系列報導能帶給讀者更全面、深入地思考此一複雜的社會議題。

報導最重要的是有益於社會認識議題，而在面對這種複雜的議題時，長篇報導更能發揮效用。

Ｎ提到，高中辯論社的經歷讓他對代孕議題並不陌生，也讓他習慣從正反面的立場與論點來理解一個議題。因此，在採訪時，他並未預設支持或反對立場，而是希望能聽到更多當事人的實際陳述，可是尋找受訪者，卻是採訪過程中的一大挑戰。

「我們很缺受訪者。」Ｎ告訴《田間》，絕大多數尋求代孕的異性戀家庭極度低調，即便找到有相關經驗的家庭，也大都婉拒受訪，因為不想公布自己的不孕隱私，更怕透過代孕而來的孩子被貼上標籤，或面臨不必要的關注與壓力。相較之下，男同志家庭無法隱藏透過代孕求子的事實，少數人甚至主動在社群媒體記錄這段歷程，所以在這波修法討論中，同志族群會更有意願公開訴說自己的故事、發表評論甚至受訪，不只是因為他們的身分與需求在法規中是明確被討論的對象，公開談論自己的生命經驗也是爭取法律保障與社會理解的方式。

願意受訪的代孕家長已經很難找了，在台灣尋找涉及法律灰色地帶的代理孕母更是艱難的挑戰。Ｎ也試過臥底接觸這類人士，但在揭露記者身份之後，原本聯絡的對象也拒絕繼續接觸。

對於報導形式，Ｎ坦言，媒體確實需要流量，但報導最重要的是有益於社會認識議題，而在面對這種複雜的議題時，長篇報導更能發揮效用。

想要孩子：代孕 vs 收養

在許多關於代孕的報導中，與孕母維持良好關係的代孕家長確實存在，也有願意幫助他人完成生育的女性。但無法被忽視的事實是：在經濟條件不對等的情況下，對他人身體的使用與剝削，始終是真實存在的風險與案例。「是否考慮過收養的可能性？」Ｎ在訪問的過程中，一定會問代孕家長這個問題。其中確實有以收養為第一選擇的家長，但收養的過程極其漫長，期間也會面臨不同的心境轉折；也有幾乎走完收養流程，最後卻無法成功收養的受訪者。在這種情形下，若還是想要孩子，只好轉而尋求代孕。

Ｎ透露，曾有家長說，會擔心收養到個性較為叛逆的小孩，且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形，自己沒有信心能夠對孩子一視同仁。

「假如小孩是自己生的就算了。」這位受訪者向Ｎ坦言，在收養的情境下，明確地知道是別人家的孩子來到自己的家中，不曉得自己會以什麼樣的心情去面對這個孩子，因沒把握自己是個適切的收養人，最終沒有選擇收養，而是走向代孕。

符雨欣指出，各地的收養法規相當嚴格，而等待被收養的孩童多半是遭到拋棄，其中多數可能患有疾病或需要特殊照顧，正因如此，收養法規必須嚴格確認收養家長是否同時具備意願與能力來照顧這些孩童。她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收養並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也未必是一個可行的選擇。正因如此，想要孩子的家長才會進一步考慮代孕的可能性。

鄒宗翰直言，當（男同志伴侶）沒選擇收養時，往往會被大眾說成「不愛小孩」，「說白了，社會認為男同志沒辦法自己生，所以沒資格要自己的小孩。」

他解釋，代孕並不只是「想要一個和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小孩」這麼簡單，也不是為了傳宗接代或傳統價值如此單一面向的問題。從他自身的立場出發，血緣確實具有生物學上的重要性，且透過現有的人工生殖技術，因為清楚自己的基因狀況，可以運用科學方法避免潛在的缺陷影響到下一代。

在符雨欣看來，「想要孩子」作為一種人生願望，本身不具有可被批判的道德性，而養育孩子作為一種人類情感與生活想像，具有其合理性，也不必然指向特定的生育形式。然而，「想要孩子」、「想要血緣上的孩子」、「傳宗接代」分別出於不同的考量。收養制度的困難，固然是部分家長選擇委託代孕的原因，而血緣在其中所鞏固的可預期性與可控制性，也是部分人選擇代孕的重要因素。

至於「傳宗接代」動機，符雨欣認為，比起單純的養育渴望，這是一種更深層的社會文化產物。它可能來自於傳統價值的內化，也可能源於外部壓力，例如父母或社會的期待，而在缺乏其他可行的生育選項之下，代孕便成為這種壓力的出口。

報導這些不同面向的聲音，是希望將當事人的聲音傳遞出去，讓讀者在未來的討論中，能對所涉及的個體與議題有更具體的想法。

呈現代孕真實存在的另一面

儘管代孕討論也涉及剝削女性、人口販運或「器官買賣」等倫理議題，但相關報導往往缺少代理孕母的聲音。如何讓這些缺席的聲音被聽見，且不是將其簡化為受害者或工具，而是尋找一個能兼顧尊重與真實的報導角度，或許正是相關報導中最艱難的功課。

鄒宗翰不認同代孕是一種器官的交易，因為代孕者的子宮依然在自己的身體之中。他強調，女性應該、也確實擁有權力決定如何運用自己的身體，社會輿論不該替她們判定是否「被壓迫」，但在非法的情況下，我們該控訴的是代孕過程中涉及的違法行徑，而非代孕這一行為本身。

Ｎ的報導揭示了代孕行為中，喜得孩子的另一面，像是仲介為了管理方便，刻意阻斷委託人與代理孕母之間的交流，將人簡化為生產工具，或是經濟弱勢者在別無選擇下投身非法代孕所承擔的風險，都是真實存在。

不過Ｎ強調，報導這些不同面向的聲音，是希望將當事人的聲音傳遞出去，讓讀者在未來的討論中，能對所涉及的個體與議題有更具體的想法。他也說，在美國或澳洲等制度健全的國家，不乏基於助人心理而投身代孕的女性，產後雙方仍維持良好聯繫，甚至在孩子長大後回訪代理孕母家庭。

《端傳媒》的系列報導中，也有相當的篇幅關注代理孕母的聲音。符雨欣強調，媒體不應預設代理孕母只有單一形象；在不同語境和經濟關係之下，所呈現出的樣貌本就各不相同。她指出，在法規充分保障、個體權益不受侵害的情境中，認為生育具有意義並支持代孕的女性，其聲音更容易被聽見；而在喬治亞的灰色產業鏈中，因仲介機制失序，承受經濟與身體雙重剝削的代理孕母，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形象。

符雨欣稱，即便身處於這些結構性的困境之中，代理孕母不是只有單一樣貌，呈現她們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獨立個體的面向，讓公眾看見這些具體的人如何在各個環節中經歷剝削，又如何面對困境，本身也是報導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完成報導之後

在系列報導啟動之前，符雨欣對代孕議題已有個人的理解與立場。她能夠理解，基於情感與利他動機的私下代孕行為，但對於涉及金錢交易的商業代孕，在情感層面會感到憂慮。儘管如此，她很清楚身為編輯，在工作中必須恪守專業中立，不過報導的過程也為她開啟新的思考維度。

符雨欣表示，自己並非代孕的直接當事人，觀察中勢必存在盲點，透過學者的深度訪談內容，自己重新審視了生育行為本質上的脆弱性，並進一步思索：當代孕進入商業與法規的框架之中，究竟是提供了實質保障，抑或放大了原本就存在的風險？

做代孕報導不單是為了帶動公眾對話，對Ｎ而言，也是陪伴當事人走過一段生活，傾聽他們的心路歷程。Ｎ透過這些接觸與訪談，不斷反思，更能理解每一個案例背後的困難之處，也逐漸發現看待事情可以擁有更多元的想像，而不僅止於原先的判斷或預設的立場。Ｎ認為，若缺乏這些當事人的聲音，僅從理論出發，自己其實無法看見如此多的可能性。

代孕不是單純的權利保障議題，還牽涉複雜的倫理和生命問題。新聞工作者試著跳脫單一論述，在相關報導中呈現其他利益關係人的聲音，以推動更多面向的討論及思考，同時希望各方能夠認知到，代孕不能簡化為完成「有小孩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