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媒體最好也最壞的時代？

出版可用合理成本讓更多新作者誕生

這幾年因為起印量的減少，對製作成本較高的翻譯書，造成很大的壓力；另一方面，書與讀者的距離變遠了，雖然資訊變快，但讀者不再去書店，不再關心某些類型出了什麼新書，他可能是很隨機因為追蹤某人而注意到一本書出版。現在對書來說，是個很弔詭的時代，資訊那麼快速，但書離讀者很遠，不能再靠過去一步一腳印去在地，與地方社群（和獨立書店）連結的方式。

不只出版社，整個出版行業（大小出版社、獨立書店、通路等等）都面臨挑戰，被迫轉型。以出版社來說，一部分轉向短影音、YouTube去跟讀者連結，一部分看到社群媒體算法的困境，退回去做電子報。

其實社群媒體也在分眾，Facebook、Instagram、Threads都各有習慣的使用者。我大概在兩年前開始想說，我們應該去整合自己的文化內容，再去跟讀者交流，才不會讓他們覺得出版社是在為商品打廣告。我們重新包裝知識，讓它（出版品）有其他意義，所以當時找了幾個同業，用跨社（界）結盟的方式，重新架構書單。我們也一直在想如何和既有媒體，有其他關於書的合作。

我們現在挑選翻譯書時，比較謹慎。但在自製書方面，有個（跟大環境）矛盾和奇妙的現象，書賣不好的時代，正好是台灣本土認同越來越鞏固的時候，因此台灣題材的書籍，反而比過去更成熟、更多元。所以比較樂觀來講，出版是一個可以用合理成本，讓更多新作家誕生的地方，這是這個產業很重要的根基，出版最重要的可能已經不是業績規模有多大，或出版產值有多少，而是有多少真正的原創作品。

2019年後，許多香港作者幾乎沒有出版的可能，台灣擁有特殊的時代條件，有機會容納更廣泛地區的華語作家，這個華語出版是多口音的，容納各式各樣的方言和文化進來。這對台灣編輯來講，難道不是很好（同時也是最壞）的時代嘛。

聲音新聞可能仍是偏小眾、高專業形式

有別於對談型Podcast，端聞的節目形式更接近「敘事類Podcast」。在兩年的製作經驗中，我們逐步建立一套以製作人為核心的工作流程，並且將文字腳本作為節目製作的最終依歸。每一集在正式錄音前，都會先完成一份非常完整的錄音腳本，內容不只包含主持人的提問與來賓的回答，還會標註聲音素材、音效與配樂應該出現的段落、使用長度，以及希望呈現的敘事節奏與情緒效果。

這與一般Podcast常見「先準備訪綱、錄完再依現場內容剪輯調整」的製作流程不同。端聞的腳本與最終成品之間，有九成以上的重疊度，大幅降低後期製作時間，也能確保節目在敘事結構與聲音呈現上的一致性。

正因為端聞每一集都有完整腳本，部分集數也保留不同階段的修訂版本，隨著節目持續累積（截至今年2月中，已播出約兩百集），我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腳本資料庫。它不只用來作為節目風格的定調依據，更重要的是，它承擔了培訓的角色，協助新加入的junior製作人，能夠快速透過過往腳本，理解端聞在不同題材之下，敘事結構與寫作方式如何呈現。腳本資料庫把經驗留下來、讓後來加入的人不用從頭摸索。

從2025年中開始，我把其中一些「重複、但不需要創作判斷」的任務，透過Google Apps Script（GAS）做成半自動化流程，讓製作人不用去做過多的行政工作，專心在真正有價值的事──腳本與內容本身。

目前檯面上的專業音頻製作人並不算多，我們希望端聞的工作流程或是腳本資料庫可以成為一種 know-how，發展成一套制度化的訓練、培訓模式。

談到2026年Podcast的發展趨勢，我會比較傾向從兩個重點來看。第一，是越來越多Podcaster已經意識到必須採取「多平台策略」，也就是所謂的「播客影片化」，這幾乎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但我認為，這類「Podcast影片」和一般YouTuber所製作的影音內容，在製作邏輯與敘事目標上並不完全一樣，是一個值得持續觀察的現象。

第二，AI帶來的影響仍然不容小覷。根據 Listen Notes 的統計數據，2025年是Podcast節目數量最多的一年，我認為其中應該已經包含一定比例由AI生成的內容。另一方面，AI也正在實際改寫播客的製作流程與工作方式。

至於敘事類Podcast，本身對製作專業的要求高、資源投入也大，但回報未必能與投入成正比。因此我認為，在2026年，聲音新聞在整體新聞媒體環境中的角色，並不會明顯上升，甚至可能因為多平台策略的推進而進一步被壓縮，當節目開始被要求同時滿足畫面呈現時，製作邏輯往往就不再是以聲音為核心。長遠來看，聲音新聞很可能仍會是一種偏小眾、但高度專業化的媒體形式。

新聞媒體應更在乎使用者體驗

SEO不是單純的編輯技巧，而是一套內容策略。演算法中有上百個因素，大致可分成「technical SEO 」、「On-page SEO」和「off-page SEO」三類，網站要盡可能地提高與對應目標關鍵字的相關性，這需要持續地on check。但我發現，許多新聞媒體只停留在On-page SEO，把SEO當成流量機器，停在標題、關鍵字怎麼下，文章怎麼寫的文字編輯層次。

商業媒體的營運模式高度仰賴廣告收入，使得新聞媒體（特別是主流商業媒體）被困在追逐PV（單頁瀏覽量）的遊戲規則，目標只有流量，沒有想要（透過SEO）做到更多事。不同類型的內容網站，有不一樣的SEO邏輯，例如，電商附屬的內容網站，追求轉換、導購，但新聞媒體經常沒有去想下一步。

2025年，Google AI Overview（AIO）功能推出後，以提供資訊為主的內容網站，受到非常大影響，一部分新聞媒體也在其中。但我發現，很多（來諮詢SEO的）新聞媒體根本不靠Organic Traffic（即使用者在搜索引擎輸入關鍵字，透過搜索結果訪問網站的流量），而是來自Google Discover、LINE TODAY和YAYOO這類媒體聚合平台，或自家的社群頻道。他們的焦慮來自於新聞媒體正在失去「資訊中介者」的角色，或者說，新聞媒體作為資訊中介者，應該站在哪個位置？

在這個時代，新聞媒體所提供的資訊型內容，一步步被AI（這裡指的是使用AIO、 LLM等AI技術提供資訊的平台）、自媒體取代。所以我覺得，在未來，包括新聞媒體在內的內容產製者，要更在乎使用者體驗，更有意識地對待好不容易進到網站的讀者。舉例來說，《紐約時報》的商業模式除了訂閱制，也發展出許多從使用者體驗出發的內容服務，例如NYT Cooking。

在這樣的前提下，新聞媒體在內容經營上，應該因應演算法的運算邏輯，重視「 Topic First（主題優先）」 的策略思維。即針對一個主題或專題，策劃一套能對應不同讀者需求、不同使用情境與不同目標的內容結構，讀者能獲得完整而連貫的理解。

需要對讀者進行Persona等級的研究，發掘他們真正的需求，再去產製相對應的內容，而不只是單純地用過去擅長的「文章」與之接觸。複合媒材可以是一個做法，擁有良好閱讀動線、涵蓋深度且更廣的資訊，也是重要一環。

這不再只是為了Organic Traffic，而是在明確目標、主題下，建立完整的內容體系。因此，SEO已經不是只有關心「如何被搜尋到」，新聞媒體應該進一步思考的是：能為讀者提供哪些不會輕易被取代的體驗與價值。

透過共學OSINT來互相砥礪

用OSINT追查技術來報導區域衝突、區域新聞，是台灣媒體圈應該要在2026年很重視、去思考的新技術。另一部分是資訊安全，（台灣）長期缺乏有數位調查、數位研究領域的記者，如果編輯室能夠想說要有網路安全、資訊安全等領域的記者，能得到非常重要、有趣的新聞點，有這樣的新聞點才能讓媒體跳脫口水戰、網路說形式。

媒體同業想要學習OSINT的話，資源通常在LinkedIn上面，蒐尋一些OSINT達人，去追蹤一些教學。這些OSINT達人是一些OSINT組織的創辦人，也樂於教學，同時與知名的國際新聞媒體有連結，所以一旦（在這些媒體）看到好的作品，可以去看合作團隊是誰，接著就追蹤他。另一個可做的事情是訂閱（這些媒體的）視覺調查部門的電子報，透過多看作品、多了解解題思路，接下來可能對自己的作品會有想像力。大家還是要透過共學的方式互相砥礪。

中文的（媒體）生態裡，應該要有非常在地的OSINT技巧，因為技術都來自歐美，一旦遇到要查核中文的東西的話，勢必要去借用其他領域技術，比如說研究FIMI（境外資訊操弄）、資訊安全的領域，去借用它們的工具。其實有必要和熟悉中國的記者，還有熟悉中國（資訊）生態圈的朋友一起努力，開發出調查中文（資訊）生態的適合工具和方式。

事實查核機制讓人自我警覺

我們有一個追得比較勤的外國OSINT專家叫Craig Silverman，他和其他人在2025年共同成立一個網站叫Indicator，會教OSINT的數位調查工具。他做的已不是闢謠／打假，是比較全面地去調查，比如說廣告照片怎麼來？AI的垃圾內容怎麼製作？他用OSINT去揭露比較全面的假訊息或是AI造假影像。

我們大概都能理解事實查核很難去說服本來就已經有特定立場或信仰的人，但不是說（事實查核）這個結果沒有辦法說服人就沒有效，這個機制會讓人們自我警覺，不該傳假訊息。事實查核這個機制是有效的，可是（查核）結果不一定能說服人改變，這時 Craig 就轉向，更多是做教學、數位調查，OSINT慢慢地跨到新聞界。

國外在做OSINT的專業團體，除了新聞的驗證報導之外，大部分都是做衝突和戰爭的調查，這是國外用OSINT做報導的趨勢。Craig也發現一個現象，國外在做OSINT電子報、資源包的超級多，這其中也會有自稱OSINT專家的人，其實都在製造假訊息。

AI是有立場、不是客觀的

（對於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我會有一個焦慮，就是說直接影響青少年在接觸資訊方面的限制。如果我們是妥善地運用，它其實可帶給青少年無限的可能，正面的例子像是青少年的YouTuber，他們很小的時候開始學習怎麼去經營社群媒體，這是新世代提早接觸資訊的管道。

壞的方面，現在有很多假資訊、假新聞，可是政府好像都把責任轉到青少年、社交媒體上，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根本是治標不治本。這種法令和限制的範圍有點像是菸酒或毒品的範疇。政府要在這個政策裡面做全面的分析，會不會也限制十多歲以下青少年在社交媒體上接觸資訊的權利或可能性，我覺得這是滿可惜的。

馬來西亞在慢慢現代化的過程中，資訊跟媒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環境，讓國內外媒體都有公平公正的接觸管道。有些媒體走向腥羶色，特別是有幾家中文媒體。幸好目前沒有媒體效仿，或其他媒體的讀者也不是很喜歡這樣的方式。不希望馬來西亞在擁有了民主化、開放自由的資訊環境之後，反而走向這種資訊弱化，甚至追求腥羶色的方式去報導新聞。

（對於AI）我抱持很不樂觀的看法，我還是相信AI的背後是集團大老，控制大家的資訊掌控權，且當大家開始相信AI的回覆，當發生重大事件，社會的極化會更嚴重，因為大家把不懂的事都交給AI，我認為AI是有立場的，它不是客觀的，它會放大你的所思所想，讓你覺得自己是對的。

採取行動才不會朝壞的方向走

我從不預測，因為預測是假設某事無可避免。然而，我也一直想知道，你們想要2026年的新聞業看起來怎樣？想要AI在2026年對新聞業有怎樣的影響？你的答案就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當然，目前AI對新聞業的影響是負面的，但這並不代表著我們必須接受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下去，只要我們採取行動。

怎樣的新聞報導是回頭看仍有價值的？

從我做第一篇報導到現在，剛好十年。那時候，我沒有特別想過要做一位獨立記者，只是剛好遇到一個題目。當時我大學還沒畢業，在西班牙交換，遇到一位難民搜救船上的廚師，蠻幸運與《端傳媒》合作，報導從事海上搜救工作的人們。做完報導，我發現做新聞是我的熱情所在。

我是在2020年開始全職從事獨立記者工作，一開始挑戰很多，所以我要先聲明，全職獨立記者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我不需要承擔家庭經濟責任，這讓我初始階段沒有額外壓力。我第一年做獨立記者的年收入是台幣22萬，同時在一間蔬食店打工。

以我這幾年經驗來看，如今獨立記者雖然有（比以前多一點的）空間去與媒體合作，但整體產業對於獨立記者的權利和福利都還有很多進步空間。像是在安全風險上，若真要到衝突地區採訪，通常組織內記者的資源和保障還是比較充足的。

真的要走這一行，要知道自己應該擁有哪些權利，去爭取願意讓你使用這些資源的機會。資源在那裡，但它不會一步到位。像我之前是申請國際女性媒體基金會（IWMF），他們支援女性記者做報導、提供安全訓練和基本保障。我也覺得，有沒有可能媒體除了有意願跟獨立記者合作，也能更主動提供資源上的建議。

獨立記者也要保持自己的彈性。像我除了做記者，也做翻譯，做新聞研究、接fixer工作，寫書評、教課、做展覽……。因為在體制外，我會思考如何接觸、甚至拓展我的讀者，這些嘗試和自由，給我很多做下去的動力。

另一個很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品牌。現在有很多自媒體管道，可以建立自己的網站、部落格，這也是獨立記者很重要的特質，最後都沒有（找到合作媒體）的話，仍會找到地方發表。

我接下來除了寫作，也想多花心力在紀錄片上。紀錄片要花更多力氣去記錄一件事情或一個人的變化，這對我來說很迷人。在現在一切都這麼快速的時代，有什麼是十年後再回頭看，還有價值和意義的？紀錄片好像是一種形式。每次在寫稿或做紀錄片規劃時，這對我來說，都是很重要的思考模式。

離散社群有韌性且永續地運轉是新階段

2026年中國傳統媒體應該會延續之前的走勢，主要是「藍底白字」幾乎完全殺死新聞的情況下，專業機構媒體再做突破性報道，尤其是調查類的，應該會更加困難了。但是大家常用的「人物稿件類突發公共事件報道」等手法應當會繼續存在下去。

海外離散媒體的話，我覺得會有新的中／小型媒體不斷冒出來，但是如何找到清晰的定位、如何持續恆常規律運轉更新發稿，應當是大家共同面臨的挑戰，也是《新新聞》面臨的挑戰。白紙運動已經過去三年，當時「離散社群」的熱情和風口似乎進入了平靜期，如何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有韌性且永續地）運轉，是大家需要一起努力的新階段。如果2015年《端傳媒》成立是一個開端，2022年白紙運動是另一個開端，我希望大家不要停在這些開端裡，能有更多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