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媒體還在乎俄烏戰爭嗎？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戰事至今已邁入第四年。隨著戰爭時間的拉長，媒體的報導篇幅與大眾關注度明顯下滑，但仍有中文記者持續關心，並前往烏克蘭做報導。

香港獨立攝影記者陳子煜向《田間》表示，戰爭已持續數年，加上篇幅有限，或聚焦其他國家事件，媒體對俄烏戰爭的關注自然而然減少，「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可能就會讓受眾覺得遙不可及、事不關己，有隔岸觀火之感。」

同為香港獨立記者的陳彥婷指出，地理、歷史與安全感距離是影響關注度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參與程度，華文圈國家並未深度參與相關軍事聯盟或援助機制，新聞動能相對有限。她提到，日本因在援助方面有一定參與度，所以日本媒體對俄烏戰爭的關注相對較高，「這顯示距離並非唯一因素，國家立場與政策選擇同樣會影響媒體議題設定。」

陳彥婷與香港的《集誌社》（The Collective HK）和台灣的《中央社》（CNA）、《轉角國際》（udn Global）、《報導者》（The Reporter）、公共電視台（PTS）等媒體合作，報導烏克蘭局勢。

《端傳媒》資深專題記者龔玨精通俄語，還會一點烏克蘭語，他告訴《田間》，自己在俄烏戰爭爆發初期，曾翻譯許多烏克蘭方的資訊，但當時在中國的社群平台上，幾乎無法發出任何內容，「到2022年下半年開始可以發出一些東西，當然那時候人們對戰爭的關注度也就沒那麼高了。所以在中國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大家最關注的時候，你是發不出來的。」

作為記者，面對一場長年的戰爭，要如何選材與切題？龔玨回道，他很關注的一個角度是戰爭給俄羅斯帶來了哪些傷害，例如國家從國際互動走向孤立的轉變、貧窮邊緣地區士兵的犧牲，又或者是聚焦俄羅斯反對派的報導。這些報導與中國自由派讀者的心境有所連結，「我肯定是有言外之意的，只是沒有明說。」

在台灣的中文報導顯然更關注烏克蘭的抵抗視角，談論防衛與社會韌性，這也呼應了在地對於大國壓力的集體焦慮。龔玨特別提到了香港在這些年的變化，過去香港民眾可能對烏克蘭的狀態更能共情，但近兩年來，香港人也開始理解俄羅斯反對派的感受了——這也顯示，即使都是中文內容，但在不同政治體制、不同地緣環境之下，媒體在戰火中的敘事，多多少少也投射了讀者的政治現實。

龔玨亦稱，媒體環境的變化，也影響媒體對俄烏戰爭的關注度。他表示，除了審查與打壓，經歷了不能派人出去採訪的COVID-19疫情三年，使許多媒體現在認為，只要從網路上找資料、看別的媒體怎麼寫，也能做成一篇報導，「有點這種惡性循環。」

陳子煜建議，華文媒體可以嘗試多翻譯外國不同記者實地的採訪報導，嘗試用多角度切入探討一場戰爭，但若預算許可，可派記者實地採訪，用不同於海外媒體的視覺去報導，「降低距離感，我相信最貼切的還是派員到當地採訪了。」

關於實地採訪，龔玨補充一點說，現在到烏克蘭做報導，太依賴當地Fixer也是個問題，因為容易被Fixer的視角框死。他直言，自己在街頭與當地人聊的東西，與很多主流媒體的報導切角存在很大差異。

陳子煜則告訴《田間》，自己傾向尋找一些個人故事，與傳統主流媒體做出區別，也讓受眾知道，在一場戰爭下不同人如何受到影響。由於一部分的受眾會以二分法看待事情，他也傾向從歷史脈絡來向華文受眾解說。

另外，龔玨和陳彥婷都提到，軍事層面是媒體可加以關注的部分，因為每年戰爭動態都不一樣。龔玨舉例，烏克蘭在2022年有無人機優勢，但當俄羅斯舉國投入無人機領域後，現在可能又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俄烏戰爭在無人機運用、資訊戰、網絡攻防及戰術革新上，都對現代戰爭形態產生深遠影響。若能更系統性地介紹這些變化，將有助讀者理解戰爭如何改變未來安全格局。」陳彥婷說道。

她也表示，媒體與受眾之間並非單向關係，更像是一場探戈舞互動的過程，且媒體的本質不僅是回應市場需求，也包括提供資訊、拓展視野與促進公共討論。

陳彥婷稱，若編輯和記者認為某些議題具公共重要性，就算短期內關注度有限，仍應思考如何透過敘事方式、數據視覺化或人物故事，提高可讀性和理解度，而讀者也應該要培養對國際事務的關注與反思能力。

「當前全球地緣政治日益緊密，許多看似遙遠的衝突，都可能對區域安全與價值秩序產生連鎖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媒體與公眾都需要思考：我們如何理解『公義』與『正義』？這些價值將引導我們塑造怎樣的世界？歷史往往以不同形式重演，能否避免重蹈覆轍，取決於當代社會如何回應正在發生的事件。」